七 奏折政治与军机处（第2/2页）

然而这样的形式被子孙继承，并成为半公开的、大臣也可以参加的状态，就需要稍微有一些基准，至少需要从积累的先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习惯法。致力于将军机处的奏折政治法制化并总结出一种制度的是代表满人官僚的鄂尔泰和汉人官僚领袖张廷玉两位军机大臣。于是，奏折政治逐渐侵蚀题本政治的范围，天下的政治逐渐脱离内阁，转而以军机处为中心运行开来。又因奏折已经取得官方的地位，经过军机处拟旨、得到天子批准就可以直接生效，这被称为“奏准”，被认为与经过内阁的“题准”具有同等效力。因为两者都是由天子批准的，所以都可以作为约束后世的先例。

奏折政治范围的扩大同时导致题本政治的衰落，只有最无关紧要的报告事项才以题本的形式经过内阁。到了光绪二十八年，一切题本被改为奏折，自明代开始的通过内阁的题本政治最终消失了。这被称为“改题为奏”。

这里有一本同治六年的带有饶旬宣自序的名为《奏折谱》的书，我收藏的是光绪庚寅年（1890）题有“京都二酉斋藏板”的版本，书中叙述了在奏折政治极度发达之时奏折的实际运用方法，这一点非常有趣。根据此书，我们可以感觉到同治时代的奏折与早在一百四十年以前的雍正时代的奏折在各方面的差异颇大：雍正帝曾说过奏折没有固定的书写格式，而《奏折谱》将书写格式作为主要论述内容，不厌其烦地把奏折形式化了；雍正帝曾训诫请安折不要用绫绢，而《奏折谱》却写着需使用黄绫；参劾官吏照例应当使用题本，同治年间却全部使用奏折。《奏折谱》中记载的这些制度的建立似乎是习惯逐渐积累的结果，作为书中的先例，书中引用了如乾隆时期的上谕、嘉庆十七年刑部议定应奏条贯等，但似乎没有关于奏折的系统的法典。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些习惯法的累积中，还保存下来了一则雍正时期偶然发生的故事。

《奏折谱》的“禁令”条目下记载着忌讳用“朝乾夕惕”四字，这是雍正时期有名的年羹尧案件的余波。简而言之，由于年羹尧在奏折之中不但变换了这四个字的顺序，还写了错字，引起了像日本的“国家安康”一般的笔祸[1]，最终倒台，还招致杀身之祸。此外，该书还提醒不要使用“洪福齐天”或者“来岁必获丰年”等词句，这些都是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屡次遭到雍正帝指责的语句。

除此之外，雍正帝的奏折政治给后世带来的巨大影响还有幕友的流行。奏折原本是秘密文书，但雍正帝自己也曾吩咐过，若不是特别秘密的奏折，让他人代笔也无妨，这就开启了非胥吏的胥吏，可称为士大夫性质的胥吏——幕友的活跃领域。幕友政治开始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达到顶峰，随后逐渐衰落，一直存续到清朝末年。在这个过程中，除可以称为胥吏的学问的“吏学”之外，还产生了作为幕友的学问的“幕学”。这也是奏折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之一。

另外，其他关于雍正帝的奏折政治值得一讲的内容还非常多，因受篇幅所限，等有机会再做补充。

[1] 日本庆长十九年（1614），京都方广寺重建之时所新铸的大钟上的铭文为“国家安康”，被认为将德川家康的名字“家”和“康”分开，是在诅咒德川家康身败名裂。此事成为大坂冬之战的导火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