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天命的自觉（第3/7页）

从位于官僚群体金字塔顶点的天子宝座的视角，无法轻易发现政治寡头的存在。但从横向的第三者视角观察，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岁为止的藩邸生活，让他仔细看清了政界的恶习：

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这句话一方面让人觉得雍正帝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让人体会到其心情之沉重。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发上谕，训诫上自一品的总督下至正七品的知县等地方官，告知他们各自的为官要务。这道上谕可以被视为雍正帝发布的论述自己执政方针的宣言书，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地方官勠力同心、一心治国的渴求。作为上谕中共通的内容，雍正帝提出当时地方官面对的最大诱惑是兼取名声与实际利益——“名实兼收”，指出必须根绝这种败坏的风气。“名”是指官吏之间的相互评价，可以通过交际而获得。在官场上，名声是一种资本。天下闻名的官吏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优待，因为交际面广泛的人利用价值很高，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拜托其在背后运作转圜。在奢侈浮华的官场上，交际应酬必定需要高额费用。费用如何获得？或者私吞租税，或者勾结政商，或者收取贿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最终无非加重了人民大众的负担。挥霍不义之财进行奢靡的交际，利用交际攫取名声，名声远播则有更多机会做上高官，在幕后运动中也更能呼风唤雨，于是收入便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名实兼收。但长此以往，官吏日益肥硕，底层人民大众日渐瘦弱。政治决不可如此。政治并非为了官吏，而是为了人民。官吏若想要认真施行政治，就不应当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互相交际上。但最让雍正帝为难的是，通过科举及第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们，不但善于交际，更乐于交际。

继对地方官的训诫之后，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颁布《御制朋党论》的敕文，文锋直指这一点。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作《朋党论》，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论述：

不应责备官吏之为朋党者，因为正人君子方能始终如一地团结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动，故其朋党易破。

雍正帝对其大加贬斥，称它为欧阳修的邪说，因而自己另制《朋党论》一篇。雍正帝认为：

君子之必无朋党。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树朋党，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干犯君主大权。

两年后，雍正帝再次颁下敕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昔者天下治道无二。唯命下之时，熟虑是否［秉公持正，适中合理，至于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顾计虑耶。］天下人无数，所思皆异，岂能缄其口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视舆论，但在雍正帝看来，当时所谓的舆论未必是公正的万民的舆论，而是被严重歪曲的舆论，因此不可取信。最终，他的态度可以归结为著名的《论语》中的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万事皆在君主心中。“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这便是独裁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负天下的全部责任，凭良心说，真是太辛苦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四十五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继承大统的雍正帝对此甚为自信，加之他还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终都十分积极进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来其流弊不可问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颓风。］

雍正帝充满自信地谈着他的抱负。

但这项工作确实相当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改革当前的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而且，与在别处新建房屋再毁坏旧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将旧房子中被虫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来更换为新的，将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筑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实难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