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近代史 第十三章 晚清的政局（第2/3页）

，而命军机大臣遇事和奕商办。卖官鬻爵。把海军衙门经费，移修颐和园。一八九一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都在那拉后之手。因此母子之间，嫌隙更深。遂成为戊戌政变的张本。

中国当道咸之世，很不愿意和外人交接。被迫通商，实在是出于无奈。同治初年，还是这等见解。所以当时欧美各国来求通商，还是深闭固拒。但是到后来，迫于无可如何，也就只得一一和他们订约了。注777至一八六七年，总署乃奏派志刚、孙家穀及美人蒲安臣等注778出聘有约各国。在美国定约八条。在欧洲各国，则申明彼此交涉，当以和平公正为主，不可挟持兵力，约外要求。注779这实在是中国外交更新的第一声。惜乎后来未能继续进行。至于改革，前此是说不到的。同治以后，湘淮军中人物，主持政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知道西洋各国，确有其长处，我们欲图自强，是万不能不仿效的。于是同文馆、广方言馆、制造局、船厂、水师和船政学堂，次第设立。轮船、电报、铁路、邮政、新法采矿等，亦次第兴办起来。注780但所学的，都不过军械和技艺的末节，这断不足以挽回国势，而自进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且当时，还有顽固守旧之士，听说要造铁路，就说京津大路，从此无险可守的。闻同文馆将招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就以为于人心士气，大有关系的。注781又有一种不谙国际情势，而专唱高调，自居于清流之列的。在民间，则因生产方法之不同，而在经济上，渐渐受外国的侵削。而大多数平民，依旧是耕凿相安，不知道今日是何世界；即读书人亦是如此。这都是几千年以来的积习，猝难改革，而外力却愈逼愈深，就演成晚清以后种种的事变。

【注释】

注771　陈康祺《燕下乡脞（cuǒ）录》说：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说：“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节尚且留心，自不敢欺罔矣。”此说未知确否。总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好任小数，拘末节，则是实在的。

注772　宣宗是性质轻躁，好貌为严厉，而实无真知灼见的人。但看其鸦片战争时的举动可知。当时下情的不能上达，于此亦很有关系。

注773　载垣、端华、肃顺外，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共八人。

注774　当时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之罪，杀之。肃顺则被执于途，亦被杀。

注775　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谥孝贞，当时称东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号慈禧，谥孝钦，当时称西宫皇太后。

注776　德宗立后，穆宗皇后饮药死。时懿旨说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及穆宗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继承大行皇帝之子。懿旨说：“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因清朝家法，不许建储，所以不能说德宗哪一个儿子继承穆宗，而只能说缵承统绪的，即为穆宗嗣子。

注777　各国立约，除英、法、俄、美外，惟瑞典在一八四七年，在《天津》、《北京》两约之前，余则皆在其后。当一八五八、六〇年间，清廷虽胁于兵力，和英、法、俄、美订约，对于其余诸国，还是深闭固拒的。所以桂良、花沙纳在上海议商约时，西、葡两国来求通商，桂良据以奏闻，上谕还是不许。后来有许多国请于薛焕奏闻，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惟薛焕是问”之语。然一八六一年，普鲁士赴上海求通商，为薛焕所拒，径赴天津入京，由法使为之代请，清廷卒无可如何，与之立约。于是荷兰、丹麦，于一八六三年，西班牙于一八六四年，比利时于一八六五年，意大利于一八六六年，奥斯马加于一八六九年，相继与中国订约。当其请求立约时，大率由英、法等国介绍。而所订条约，即以介绍国之条约，为其蓝本，所以受亏益深。这都是同治一朝中之事。其中惟秘（bì）鲁，因有苛待华工，葡萄牙因有澳门交涉，在同治朝商订条约，久无成议。《秘约》直至一八七四年，即同治十三年才商定。明年，即光绪元年才互换。《葡约》则到一八八七年才订定，事见下章。清代所订条约，以《南京条约》为始，至《天津》、《北京》两条约而集其大成。同治一朝所订条约，差不多全是抄袭成文的。至一八七四年的《秘鲁条约》以后，则所订条约，较前已略有进步了。但大体上，因为前此的条约所束缚，所以总不能免于不平等之讥。至后此所订条约，其吃亏又出于《天津》、《北京》两约之外的，则以一八九五年和日本所立的《马关条约》为始，参看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