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近代史 第九章 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第3/4页）

捻匪不过是扰乱，说不上什么主义的。太平天国，则当其兵出湖南时，即已发布讨胡之令。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其定都金陵后，定田制，改历法，禁蓄妾及买卖奴婢，并禁娼妓，戒缠足，颁天条以为法律，开科举以取士，亦略有开创的规模；且颇富于新理想。有人说：“中国当日，恶西教正甚，而太平天国，带西教的色彩很重，这是其所以失人心的原因。”然而天王的创教，本不过是结合的一种手段；兵势既盛之后，亦未曾尽力推行。太平天国的灭亡，其中央无真长于政治和军事的人才，实在是其最大的原因。而其据天京之后，晏安鸩毒；始起诸人，不能和衷共济，反而互相残杀；又其后来，所谓老兄弟者日少，新兄弟日多，注731军纪大坏；亦是其致亡的原因。太平天国，提倡民族主义，曾国藩等，则揭橥（zhū）忠君主义，以与之对抗。在当日，自然是忠君主义，易得多数人的扶助；然而民族主义的源泉，终不绝灭，遂潜伏着，以待将来的革命。

【注释】

注723　当时北伐的兵，由林凤祥、吉文元统带。文元战死于怀庆。凤祥走山西。旋入直隶。至深州，为僧格林沁所败，退据静海。杨秀清遣兵北陷临清，以为之援。凤祥欲南出与之合，然卒不克。乃据连镇，别将李开芳据高唐。至一八五五年春，而为清兵所灭。当太平天国初起时，清朝北方，看似兵力雄厚，然都无战斗能力。使洪秀全得武、汉之后，即长驱北上，大事殊未可知。及既定金陵，要遣兵北伐，秦大纲力言非全军进据汴梁，则宜先定南省；遣孤军北伐非宜，而杨秀清不听。南人畏寒，北上之兵，士气不免沮丧，战斗力因之减少。然而林凤祥等，犹能支持几及两年。这可见凤祥之不弱，而清军的无用，于此也可见一斑了。

注724　洪秀全建国后，以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林凤祥为丞相。云山出全州后中炮死。萧朝贵死于攻长沙时。

注725　江南大营第一次被破，事在一八五六年。向荣走死丹阳。清廷代以和春，而命荣旧部张国梁帮办军务。战斗之事，实在都是国梁所主持。江北大营，琦善死后，代以托明阿。后又代以德兴阿。因扬州为陈玉成所破，和春劾罢德兴阿，遂不复置帅，由和春兼辖。及再度被破，国梁亦走丹阳自杀。和春则死于常州。时两江总督，亦驻常州，倚江南大营为屏蔽。军事上毫无预备。所以大营一溃，而苏、松、常、太，势如破竹，相继俱下。

注726　清朝的借用外力，以攻太平军，其动机实甚早。当太平军出湖南时，就有创守江之议的，说上海、宁波，外人防海盗的水军，可以借用。其议未见听。江宁既陷，向荣因长江水师不备，檄苏松太道吴健彰和外人商议，领事答以两不相助，乃已。后匕首党刘丽川陷上海。当其起事之前，曾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其书为清军所获。书中有“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及“我兄弟同在教中，决不帮助官兵”等语，可见当日外人和太平军，亦有接洽。惜乎太平军不能利用。刘丽川虽据上海，所作所为，殊属不成气候。至一八五五年春间，为英、法军助清兵所攻灭。然外人在此时，实不可谓有助清政府之意。至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既定，法使乃言“愿售卖或遣匠役助造船炮”，并请在海口助剿。俄使亦言：“愿派水兵数百，和清陆军夹攻。”又言：“明年南漕，倘挂俄、美旗，便可无虞。”这可见外人的助清，确和不平等条约有关了。清廷命江浙督抚和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和苏抚薛焕，都以为不可。曾国藩则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亦以为然。清廷是时，对于外人，猜忌之念正深，所以尚未敢借以为用。及苏州既陷，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煦，都避居上海，始募印度人防守，以美人华尔（Ward）为将，白齐文（Burgevine）副之。又想募吕宋人。而苏州人王韬献策，说募洋兵费巨，不如募华兵而统以洋人，教练火器，从之。是为常胜军所自始。时吴煦所募兵甚弱，洋将都不为用，及李鸿章的淮军至，而情形乃一变。常胜军尝会同上海的英、法兵，攻破嘉定、青浦，防守松江。又随淮军入浙，攻陷慈溪。华尔受伤而死，代以白齐文。白齐文和李秀成交通，李鸿章言于美领事，撤其职，代以英人戈登（Gordon）。又随李鸿章破苏州。及常州既下，乃将其兵裁撤。——当时其军额为三千人。上海地处海隅，以旧时用兵形势言之，本是所谓绝地。当这时候，则因海洋交通，而其后路不断；前多汊（chà）港，敌军不易进犯；转成为形胜之地。而且税入很多，而户部并未注意搜括到，所以饷源亦很优裕。客将训练之精，兵器之利，上海饷源之裕，实系淮军成功的很大原因。当时华尔、白齐文，都奉旨赏给四品衔。华尔后加至三品。死后，于松江、宁波，建立专祠。戈登则加至提督。常胜军裁撤时，洋弁受宝星的，共六十四人。而上海的外国水陆军队，和经理税务的商人，亦时时传旨嘉奖。清朝的利用外力，亦不可谓之薄了。其在太平军方面，则白齐文撤职后，投降李秀成。劝其弃去江、浙，北据秦、晋，其地为清水师及外人之力所不及，乃可以逞。此时太平军的士气，已非初起时比，所以秀成不能用。其时避难上海的人很多。苏州诸生王畹，劝李秀成以水军出通、泰，掠商船，使物品不入上海，则外人必惧而求和。否则以精卒数千，冒充避难的人，入租界中，夜起放火劫掠，外人必逃到海船上，我乃起而镇定，招之使归，外人必和我联络了。秀成亦未能听。这是中国内乱，最初和外力有关的一段历史。梁启超做《李鸿章传》，说使太平军当日，亦如湘、淮军，各引外国以为助，中国的大局，早就不堪设想了。我们现在读起来，能无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