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2/18页）

如果说在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这种暴力的立法限制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美国之间的相像让人沮丧，也还是有些方面能让人看见希望。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也是不无原因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和格兰特执政时期的特工处负责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样，有着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因而最初并没有能够把民权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于城市里的移民问题，胡佛则痴迷于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问题，两个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境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不过在打击犯罪的时候也都没有肤色歧视。当然，胡佛也还是授权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窃听，并且他掌管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也是针对黑人攻击性犯罪群体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民族组织（一个非裔美国人宗教激进主义组织），还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但是在密西西比谋杀案之后，反间谍计划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包括三K党在内的白人攻击性犯罪组织，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政界，民权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汇集在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大会面临着来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的挑战。密西西比州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由此成立，注册了约6万黑人选民，要求在民主党大会上获得该州的席位。由于民权活动家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详细地描述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成长过程中的恐怖回忆，以及自己想在那里注册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对待的经历，媒体报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一边。尽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还是威胁要离开会场。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那是在1948年杜鲁门废止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之后。事实上，怒气冲冲地离开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却不是1964年约翰逊会纵容的做法。

约翰逊也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并不想完全疏远那里的白人选民。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优先事务：首先“向贫困宣战”，再将其演变成“伟大社会”计划，等竞选后拿到国会去通过——假定他能赢了大选的话。白人对民权法和联邦强行废止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对抗，在1964年成为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势力。在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表现好得出奇，虽然还不至于好到能对约翰逊的候选资格构成威胁，但已经足以表明华莱士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息是有受众的，并且这些受众也不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前一年，华莱士当选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或者说恶名，因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着“现在的种族隔离，明天的种族隔离，永远的种族隔离”。他自己后来对这种言论也予以否定。这种言论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不是什么根深蒂固的情结。

不过，在1964年，出于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党需要在党内强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之间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承诺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将会实现完全的整合，但这样做却有可能两头不讨好。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开始出现，一边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整合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推迟在民主党内废止种族歧视有欠妥当的人。因此，1964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新激进主义的崛起，即“黑人权力”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激进民族主义者马尔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杀身亡，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将他提出的概念推广了开来。黑人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转变，那些人像卡迈克尔一样越来越认为整合是“不相干的”，他们想要的不是未来会作出改变的承诺，而是“现在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