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2/19页）

虽然美国在一战中的伤亡人数仅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一，这并不意味着战后时期的美国人就一定比欧洲人过得容易。进步时代的美国正忙于建立起高于一切的秩序，这种秩序此前遭到了战争的威胁。事实上，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可以说一直都在潜在的混乱之中建立秩序，从各州之中建立国家，武装打压地方势力，将移民美国化，尤其是在来自各州的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之中努力缔造一种团结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直都在运用人们的想象，引发人们的关注。1921年11月，人群涌向阿灵顿公墓去聆听总统谈论那些“唤醒世界”的无私奉献的无名烈士时，刚刚才挨过了一段美国前所未有的充斥着局势动荡和种族暴力的糟糕时期。

从1919年夏天，也就是“红色夏季”开始，美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各个城市都爆发了一股非理性的情绪，恐惧让美国人处于疯狂的愤怒之中，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其诱因之一就是俄国革命之后的“红色恐怖”以及1919年3月第三国际的成立。人们认为在这个本就脆弱的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如果不说是无政府主义力量的话）如同猛虎出笼；再加上美国自身行业动荡的煽风点火，战时关于自由的修辞已经转变成一种法律语言，自由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够获得保障。事实上，战争引发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加上对美国内部极端势力的恐惧，制造了一种不容忍的氛围，将对于极端分子的恐惧转变成了一种自身的极端主义。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都相对短暂，例如工人运动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监禁的事件在战后不久就宣告结束。另外一些事件则有些不同寻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政府诉《1776精神》案件。在这起诉讼案中，美国政府向一位电影制片人发起控告，原因是他企图发行一部名为《1776精神》（1917年）的反英电影。这起诉讼案造成的影响同样短暂。事实上，这部明显反英的电影在战后就重新受到了美国观众的青睐，那时美国人已经更能接受影片中的观点了。

在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反间谍法》合法，认为它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限制。被告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的秘书长，因散发反征兵宣传册而遭到指控。时任副首席大法官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指出，言论自由权在战争时期可以予以限制。“问题在于，”他提出，“那些话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以及它本质上是否会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当这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霍姆斯裁决说，“许多在和平时期也许但说无妨的话语却会妨碍到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努力，只要人们还在战斗，这些话就不能被容忍。”[2]这个案件带来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从法律上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内部的质疑都可能对美国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美国对国内异见者的反应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不宣而战的低级战争，而20世纪的美国本来也几乎没有多少太平时期；大多数时候，男男女女都穿着军装。

“红色恐怖”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克（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萨克和万泽蒂都是意大利移民，因1920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武装抢劫和谋杀而遭到起诉，接下来的审判让整个国家陷入分歧。1927年他们被执行电椅处死，这次处决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弹道证据表明致受害者于死地的正是萨克枪中射出的子弹。但在当时，人们认为手头的证据不足以做出正确的定罪，而法官因为对移民和激进分子都太有偏见，又难以做出正确的裁决。萨克和万泽蒂都很容易被定位成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和国家分裂的象征。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赚大钱》（The Big Money，1936年）中将“老法官这种有声望的小人物”和他们“在街头用棍棒驱散”的乌合之众区分开来，又将美国“被打败的乌合之众”和“压迫者”区分开来，这种阶级划分表达了很多人的情绪。“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异邦人所打败。他们把我们的语言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把我们祖先用过的干净的字眼拿过来，变成了卑鄙下流的字眼。”多斯·帕索斯控诉道。最后，他得出结论：“好吧，我们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