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第5/5页）

虽然普鲁士的崛起惊人，而且这个时期被称作是“专制主义时代”，但不要忘记，其他德意志领地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领地之间差异巨大。在西部，城市的数量更多，也更加繁荣，农民在遍布易北河西岸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下也更加自由。在遗产能够分割的地区，每个儿子只能得到一部分农田，因此，许多农民必须额外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在一些地区，农庄更大，产量更高，在现今遗留下来的大农舍中还能看到当年繁荣的影子；而在另一些地区，土地只能勉强养活几只牲畜。贵族也多种多样，有身份尊贵的大贵族，也有外表和富裕的农民差不多的贫穷骑士。各地区的政治传统也各不相同。一些自由城市，例如前汉萨同盟城市汉堡，保持着市政府的寡头政治。汉堡参议院、州议会和市民协会（Bürgerschaft）反复磋商、妥协，市政府中一些地位尊贵的要人（Honoratioren）基本主导着政务的进展。各邦国中领主与贵族的较量结果也不尽相同，一些代表民众的行政机构被废弃，一些则继续存续。

图16 1774年的纽伦堡。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若要说明18世纪德意志领地发展的多样化，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符腾堡公爵领地。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符腾堡的庄园领主们成功阻止了公爵建立常备军队并实现了财政独立。符腾堡还一直独树一帜地保留着议会的传统，直到19世纪现代德国形成。在这一方面，人们常常将符腾堡与英格兰进行比较。符腾堡连续几任公爵都没能成功实行专制统治，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贵族在1514年都选择退出了公爵领地（他们更想成为独立的帝国骑士），因此领主就失去了贵族阶层可能提供的支持。其次，农村和城市的利益互相交织，农民相对独立，同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在某些方面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比如农村法庭。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不同，符腾堡是个小巧紧凑的邦国，只有一级议会和庄园，教堂、农村和城市代表开会时都坐在一起。18世纪公爵改信天主教后，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高涨，认为应当保护“可靠的旧法”（good old law），以及传统的路德教派信仰。另外，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成功地保住了大量财产，拥有整个邦国大约1/3的财富。相应地，领主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受益，更无法控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独立的宗教机构和神职人员了。基于这些背景，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符腾堡内对专制统治的反抗会比普鲁士内的要有效得多。不过，要真正划分庄园主与统治者的权力，仍然需要外来势力的支持，并在帝国层面上解决争议，即1770年的继承权协议（Erbvergleich）。

在其他领地中，虽然庄园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获得联合统治者的地位，但“专制统治”实际上离专制还很远。在任何一个领地中，统治者都需要应付各方势力，在不同的政治架构和实际情况中，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及职业群体（比如神职人员）进行合作或对抗。通常情况下，统治者真正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非常受限。鼎盛时期的宫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唯一能够把控的政治舞台，而其他场合下的政策往往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左右。另一方面，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往往较少受到国际势力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更容易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国内事务上。18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宫廷和统治者之间差异巨大，一部分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同，另一部分是由于统治者的个性不同。三十年战争后，除了普鲁士外，也有其他中等规模的德意志领地成为较强的邦国，其中包括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然而，这两个邦国都没能像普鲁士那样继续扩张并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三者的差异是十分复杂的。首先，三个邦国在社会结构、战后经济恢复、行政机构，以及庄园主和统治者间的关系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次，毫无疑问，三个邦国在统治者的志向和天资、创造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在特定限制下行事的能力都有重大的差异。此外，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崛起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许多统治者喜欢拥有军队，由此可以自豪地展示军队，到处进军，甚至有一些沉溺于唯利是图的雇用军事活动，比如黑森这个“佣兵邦国”，让许多士兵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去送死，但是由于帝国本身有军事保护，使得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毫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