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第4/13页）

一九一四年，汽车还很稀少，车队六辆车都是从奥地利汽车俱乐部暂时借来，司机则是骡子脾气，不高兴之下就突然停住车不肯前进。[14]道路两旁挤满围观民众，大公的司机使劲将车往后退然后转向。弗朗茨·斐迪南在这时拉长调子告诉波蒂奥雷克：“说到刺客，人真的得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上帝发落。”大公座驾停住，准备打直，而大公夫妇直挺挺坐在后座，就在这时，加夫里洛·普林齐普（黑手会在贝尔格莱德征募到的三名波斯尼亚学生之一）挤过人群，近距离开了两枪：第一枪打穿大公的颈动脉，第二枪打进苏菲的腹部。两人都在几分钟后死亡。

弗朗茨·斐迪南与其夫人的遗体摆在附近的旧奥斯曼官邸——围墙环绕的波蒂奥雷克府邸——时，有人发现大公脖子上挂了七个护身符，每个护身符用来防止不同的邪灵近身。苏菲没有血色的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链，身上披了一条肩布，肩布里有用来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圣徒遗物。这两人是据说要把巴尔干半岛从落后与迷信中救出来的现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这趟管控糟糕、悲剧收场的访问里，发现更为荒谬可笑之处：“皇储在弗朗茨·约瑟夫街和鲁道夫街的街角中枪身亡，正象征了身为奥地利人所代表的含义。”[15]

普林齐普立即被认出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大公的每个随行人员都理所当然认为这名刺客是抗议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多年的塞尔维亚政府所派。因为疏于小处的安全工作而间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奥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说的，“竭尽全力”鼓吹战争，“以洗刷他的过错”。[16]波斯尼亚演习结束后，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萨格勒布换车时，才得知行刺之事。这时，他鼓吹那古往今来常用的解决办法：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战争，战争，战争”。与皇帝和内阁阁员开会时，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断行动”。[17]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向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大施压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战”。[18]奥地利大部分高阶将领和他们同声一气，力主向塞尔维亚“暗杀政权”和其“行凶者”报复。“给我一个军和一个后备师，我就可以搞定。”迈克尔·阿佩尔从其位于萨拉热窝的办公室激动说道。[19]

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有了将异族杀光的念头。“我们周遭有太多讨厌的塞尔维亚人；从今天起，就把消灭他们当作我们的目标，”报纸《赫尔瓦茨卡》气冲冲说道。“srbe或vrbe”（意为“把塞尔维亚人吊死在柳树上”），成为流行的口号。[20]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馆——受到“此地低规格哀悼”的公开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馆里嘲弄我们的不幸”——也发出同样的激越言语：“得让塞尔维亚再度懂得害怕——我们得趁这机会发出毁灭性的一击，不要有其他顾虑，以为我君主国争取再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以让加诸我皇上的这一侮辱受到惩罚。”[21]

六月三十日在申布伦宫晋见皇上时，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悲痛，令贝希托尔德印象深刻。皇帝伤心主要是为了君主国的困境，而非为了斐迪南大公。听着贝希托尔德向他陈述他所能选择的路，皇帝流下了泪水。自一八六六年大败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一直避战，但此刻连他都了解到，战争，或最起码的威胁开战，已不可避免。普林齐普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打击太凶残，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决奥地利的决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前来陈述布达佩斯的看法，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那天更晚时与蒂萨的会晤，结果一如预期。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开战，主张只在外交战场上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谴责战。他担心与塞尔维亚起冲突会招来俄国的介入，而俄军就陈兵于匈牙利边界旁。蒂萨当政数年来刻意削弱奥匈帝国的军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这君主国军力的虚实。[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