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恐怖的人”（第3/8页）

随后又发生了两次沉重打击。葡萄牙人给印度洋事务带来了程度前所未有的两极化与军事化。他们向忠于自己的人——后来包括一些玛皮拉商人，即在马拉巴尔海岸，尤其是在科钦与坎纳诺尔的本土穆斯林——提供保护，发放通行证。他们假定印度洋将成为葡萄牙的专有领地。就是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洛伦索在1506年年末护送一些船只北上，驶往朱尔港。他在中途停下，以便去拆除安贾迪普岛的要塞，于是在敌视葡萄牙的达布尔附近停泊。一些穆斯林商人自称是友好港口的居民，登上他的船，向他求助。他们满载货物的船只从科钦和坎纳诺尔驶来，现在停泊在达布尔港口，而一大群麦加船只后来也停到了那里。现在，达布尔方面正图谋掳掠葡萄牙盟友的船只，这些到访的商人于是恳求洛伦索尽快发动进攻。

洛伦索决心作战，但根据他父亲的指示，他在决定开战之前必须召集船长们商议。在当晚的会议上，船长们以六对四的多数票反对采取行动：他们担心这次求援是个圈套，他们不熟悉达布尔所在的河口，说不定进去就出不来了，何况他们本来就肩负着护送船只去朱尔的任务。船长们的决定可能是出于谨小慎微，也可能是出于对洛伦索的恶意：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不肯服从副王那才二十五岁的儿子的号令。洛伦索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谨慎起见，首先把反对派的意见都记录在案，并让他们签字。然而，船上的骑士和水手们却求战心切，摩拳擦掌，渴望得到战利品，因此对上级的决定非常愤怒。

随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葡萄牙盟友的商船遭到达布尔人的抢劫，船员被杀。卡利卡特船只经过坎纳诺尔的要塞时，射出嘲讽的炮火。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逃避战斗。他们拒绝保护盟友的船只，这在马拉巴尔各个亲葡萄牙的港口造成了恶劣影响。阿尔梅达被此消息震惊了。他对所有船长，包括他儿子，实行军法审判。曾投票反对参战的人被囚禁、降职和送回葡萄牙。洛伦索的命运如何，悬而未决。

达布尔事件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概括了此事对船长和指挥官们造成的后果：“在决定战和的时候……为了建立荣耀的功业，即便危险，也绝不应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而拒绝作战。”[4]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可能做到审慎了。任何人都不敢拒绝作战，不管决定有多鲁莽，否则就会被指控怯懦。他们必须做出最显著的英勇行为。葡萄牙贵族的荣誉法则强调近距离肉搏战，而不赞同远距离炮击。

1506年冬季，比达布尔事件更严重的损失降临到忠于葡萄牙的当地商人身上。特里斯唐·达·库尼亚舰队未能如期抵达。自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到访印度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没有来自里斯本的舰队来购买香料。坎纳诺尔和科钦港口储存了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商人们开始后悔与法兰克人订立的专有贸易条约，并渴望回到过去那种与麦加的稳定可靠的贸易。

坎纳诺尔尤其不满。当地的穆斯林群体看到葡萄牙要塞的成长，大感沮丧，并且非常理解它们的意义。商人们也担心他们与波斯湾的利润丰厚的马匹贸易很快会消失。葡萄牙人开始掳掠从霍尔木兹来的商船，商人们已经损失了一船昂贵的大象，其是被洛伦索在攻打奎隆期间摧毁的。洛伦索向马尔代夫和锡兰方向的试探让商人们更加不安。新来者的野心似乎没有边界。商人们开始为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忧心忡忡。在坎纳诺尔城内，葡萄牙还开始扰乱社会等级制度，并蔑视当地风俗。低种姓的女人与要塞驻军勾勾搭搭；出现异族混居的社区，那里的人皈依基督教，令穆斯林大为怨恨。而新来者爱吃红肉，有时会杀牛，更是增加了他们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气氛。坎纳诺尔统治者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了不止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担忧，担心“葡萄牙人友谊的蜜糖会化为毒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