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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征求考夫曼的意见后，在考夫曼几次在他处寻求录用并就《纽约时报》如何改进它的文化报道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向考夫曼提供了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取代以前的音乐评论家霍华德·陶布曼。陶布曼是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开始去写大评论栏目之后继之坐上戏剧评论家交椅的。但由于阿特金森退休，霍华德·陶布曼被派去写关于文化事务的大批判文章了，不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所以应考虑把考夫曼安排在陶布曼的位置上。他们同意考夫曼至少干这个工作一年半，但也如一个管理者所说，希望“这将是终生的工作”。

考夫曼作为《纽约时报》人的生涯是在1966年1月1日开始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对他的复合三段论和缩略称谓的抱怨之外，他得到的只有编辑们的赞扬。但由于考夫曼做评论工作时非常严肃，也许是太严肃了，他很快就在百老汇的一些剧院老板、演员和赞助人中间树了敌。在给业主的几封信中，在某些代表对业主的造访中，他们抱怨考夫曼似乎什么都不喜次，暗示甚至在他喜欢什么东西时，他也不能写出一个卖座的评论。尽管这根本不是事实，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私下也觉得考夫曼对剧院有点太乏味了，太职业化了：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分析剧本，考察它的劣势和优势，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激情——那种把许多购票人和剧院联系起来的期待和快乐的感觉。

公正地说，考夫曼具有的问题是《纽约时报》其他评论家没有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在他背后进行的马后炮式的批评。这些管理者定期出席百老汇的演出，在萨迪餐厅和纽约周围与剧院老板的投资者有社会交往。他们对剧院有浓厚的兴趣，有一种他们对电影或芭蕾舞、艺术、电视或建筑不会有的信念。考夫曼也不幸在过渡时期加入《纽约时报》，此时任何编辑都不知道新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前进方向，还有戏剧本身内在的力量问题。不同于电影评论家，对票房的影响可以因为一部电影能同时在50个不同的城市上演而得以缓和，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是直接针对纽约的一个舞台的，《纽约时报》的轰炸有可能摧毁一台戏剧在百老汇的生存机会以及它在别的地方巡回演出的机会——除非戏剧公演之前票已售完，或者一个明星有很大的号召力，或者在其他出版物上有几次好的评论，特别是沃尔特·克尔在《先驱论坛报》上的评论、新闻杂志和《纽约客》上的评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作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的名望和卓越地位，使得他不容易受到来自《纽约时报》编辑或百老汇人士的反批评。在他离开后，《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曾考虑让肯尼思·泰南来接替。他们敬重泰南的判断力和在《纽约客》上的文学风格，并把他看作是一个技巧高超且熟练的外科医生，不用刀也能动手术。管理者普遍同意，在不妥当的人的手里，《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工作潜在地是一个生硬而危险的工具——《纽约时报》害怕权力这样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觉得泰南可以既满足对剧院严肃评论、责任心的需要，又能使《纽约时报》的读者感到高兴。但泰南本人承认，一个晨报的评论家可以利用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评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写不出这样的评论，另外泰南也急于回到伦敦。

《纽约时报》的人来找斯坦利·考夫曼时，他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从一出戏剧结束到按报纸的发稿时间写出一篇可用的评论之间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作为讨论的结果，克利夫顿·丹尼尔安排考夫曼在公演前的最后一次预演先去看戏剧，他的假定是，如果一出戏剧当时没有成型，它就不可能在24小时之内有大的改进，这样就使评论家有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去说那些对购票者产生影响的话。丹尼尔希望，其他报纸的评论家也照这种办法做，但他们并没有。一个评论家认为《纽约时报》的计划承认了考夫曼没有按期拿出稿子的记者本事。当考夫曼的评论开始发表后，剧院老板们表达了他们的抗议。但起初，不管是卡特利奇、苏兹贝格，还是报纸的其他人，都没有过于关心。《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习惯了外界对他们的批评家持一定程度的批评：霍华德·陶布曼在萨迪餐厅周围经常被指责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一个不力的接班人，甚至阿特金森也多次遭到剧院老板的谴责，他的一个前任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发表了一次不友好的评论后甚至被禁止再进一个剧院。这件事发生在1915年，伍尔科特把舒伯特兄弟的某一个喜剧评论成“一点也不逗乐”、“相当无聊”。舒伯特兄弟作为报复，把他们的下一场演出的票送给了卡尔·范安达，附上一个条子建议《纽约时报》派别的评论家来评论它，并且说如果伍尔科特用这些票，它们不会被兑现的。阿道夫·奥克斯得知此事后，他指示伍尔科特自己去买票。伍尔科特这样做了，但当他来到剧院门前时，一个守门人和雅各布·舒伯特本人挡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