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鸟瞰20世纪

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

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

意大利作家莱维(Primo Levi):“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太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杜蒙(René Dumont):“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

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蒙塔尔奇尼(Rita Levi Montalcini):“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20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例如第四阶级的兴起,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奇(Ernest Gombrich):“20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这是个大灾难,是场大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

美国音乐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Severo Ochoa):“最根本的事项,便是科学的进步,成就实在不凡……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

美国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认为电子学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至于思想观念,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转变成一个非理性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

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们这个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在同时,只要我们有办法将‘自由’继续存留,还是可以从头再来……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

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Franco Venturi):“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 (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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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这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n)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地,真是一个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镜头。但是密特朗之访,却有一层完全为人忽略的理由,虽然这正是此行的中心关键:他的造访日期。为什么这位法国总统,要特别选在这一天前往萨拉热窝?因为6月28日,正是当年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在萨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过数周时间,这起暗杀事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凡是密特朗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此时、此地,与当年那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历史性大灾难,其间的种种纠缠、关联,一定会立刻浮上心头,再度闪现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含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