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湉的最后一日（第2/3页）

这就是嘉庆给载湉的教训：对慈禧皇太后，一句坏话都不要讲。斯人已矣，鞭其尸、挫其骨、扬其灰，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反而让人小瞧了自个儿，留下气量狭小的口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树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国势越危，越要树立。不如此，怎么有理由清除前朝遗留下来的“乱臣贼子”？皇太后那么英明伟大，国家却是这个样，不教所谓先朝老臣负责，难道罪在朕躬不成？于是，载湉名正言顺着手开展第二项工作，打击保守势力，推行政治改革—严格地说，应是继续推行由慈禧定调并已施行数年的“晚清新政”。读者有兴趣，略为比较百日维新与晚清新政的项目，即知后者改革的广度深度强度都远远超过前者。当然，推行新政，本意为加强统治，孰料加速了灭亡，这是历史的恶作剧，属于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别无解决方案。

尽管要推行的是制度改革，但是，传统中国有条原则，叫作“有治人，无治法”，就是说，没有合适的人，再好的法也是摆设；由合适的人主持，再坏的法也能结出善果。因此，欲行改制，先得换人。要换人，先点人头，看看当时的权力核心—军机处，由奕劻、载澧、世续、张之洞、鹿传霖与袁世凯组成。庆王奕劻，爱财如命，卖官鬻爵不可胜数，人送外号“老庆记”—以官为商，名副其实的“官商”。卖官不是什么新鲜事，载湉亦未能免俗，他的最爱—珍妃，就有这方面的不良记录。但是，像奕劻这种卖法，清代一人而已。那么，对奕劻，不妨采用历朝新帝登基驱杀前朝权臣以收杀鸡儆猴之效的手法，狠狠治他。醇王载澧，是载湉的亲兄弟，是个人，说不利索，写不清楚，不能为善，亦不足作恶，去留随意可也，日后汪兆铭去暗杀他，殊属无谓。世续，才不足以应变，一颗心却是红彤彤的，留下他，正可显示体恤忠臣的风范。张之洞，在载湉心中，不啻曾（国藩）、左（宗棠）再生，早就要重用他，格于形势，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总算得偿所愿。当然，没必要让他做军机领班大臣，可以让世续挡在前面，而赋予他实际权力。在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的时代，让世续领班，可以安慰满洲人在前数十年被逐渐边缘化的失望；以张之洞为实际办事人，庶几能令汉人稍减叛逆之志，更为疮痍满目的国家恢复一点儿生机，两全其美，上上之策。鹿传霖，在地方政绩上佳，对朝廷忠心耿耿，才略稍逊于张之洞，终究是不可或缺的高级领导人，必须留任。这几位的行藏用舍，皆易处置，最费斟酌的，就是袁世凯。

论才，袁世凯或高于张之洞，至少打个平手。论胆，袁世凯绝对高过张之洞，不然日后怎么敢做皇帝。今人论袁世凯，大多数必定认为载湉恨透了他，其实不然。从事实上讲，袁世凯压根没得罪过载湉。戊戌政变失败，害得载湉被软禁，都是袁世凯告密所致？否。袁世凯不愿出兵捕捉慈禧，耽误了历史进程？否。载湉从未想过哪天要将慈禧太后杀了，这都是康有为事前异想天开、事中乱说乱动、事后造谣蛊惑弄出来的假象（康有为甚至伪造光绪密诏）。翁同龢与载湉的关系，不用说，谊属师生，情同父子，但是，同龢沽名钓誉（以“清流”相标榜，不讲实际，徒恃意气，绝非合格政治家），公报私仇（对李鸿章即系如此），最终贻误大局（甲午战争失败，其人应较李鸿章负更大的责任），因此，载湉痛定思痛，至死不原谅同龢—同龢至死，载湉都不愿给他封个谥号。凭情而论，载湉对袁世凯，不应有太大的恶感，反而认为世凯是一员干吏，应该调动他的主观能动性，让他担负更大的责任，同时，命张之洞等老成之人从旁督导，未尝不能将一世枭雄调教为一代名臣。清代皇子自幼苦学勤练“帝王术”，学来何用？就是用来对付袁世凯这类枭雄的嘛。载湉对自己有信心，遂做出最后一个重要决定：袁世凯，继续在军机大臣上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