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传媒话术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日，有一个人，在自家晒台上，“遥瞩对江”“彻夜未眠”。他看见了火光，听到了炮声，知道革命已经开始，然而，“不知孰胜孰负，中心乃大震，齿不期而相击，默中呼天不已。渐乃肺叶大动，遍身起栗，如入冰窖，始忆及早寒侵入。扪衣袖，已为凉露湿透”。诗人云：“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位仁兄对革命的关切态度，不让多情小儿女。他是谁？

他是胡石庵（1879—1926）。石庵名人杰，湖北天门人。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1904年谋刺铁良未遂被捕，1906年响应萍浏醴起义，此后在汉口从事新闻业，鼓吹革命。

石庵知道革命成功，已是十日中午。其时，正酣睡，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工程营朱同志，不待问状，朱同志眉眼皆春，大声说：“武昌已得手矣。”石庵闻言，“心中之乐，至于不可形容”。可他突然意识到，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小朱作为军人何能擅离职守？这一问，问得朱同志恻然泪下，说：我是独子，前几天家慈来汉口看我，今若听闻我参与“造反”，岂不“惊怖至死”？“我宁失国民之价值，绝不忍令老母恐怖死客地”。以此，决定送母回乡，回头再来革命。石庵长叹，说：移孝作忠，确是难事；随又掏出五元钱赠朱同志，说，速去速回，“仍不失为汉家儿也”。

革命后的武昌城“别成一世界”。起义士兵“袖缠白巾，威风抖擞，四处搜杀，然遇汉人则欢呼同胞，绝不伤害”。据统计，是日宾阳门、蛇山一役，革命军死伤二十余人，而旗兵被杀则在五百人以上。双方减员比例如此，可想而知，革命军未能免乎滥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多以暴力革命而成，当其时也，国人相杀，血山骨海，代价十分惨痛，闻者无不伤心。中华民国之肇造，相较而言，血腥味不那么浓，然若具体而微地检讨，革命暴力仍在一段时间内弥漫于神州。唯稍慰人意者，当日的革命党人，不乏实时省悟并呼吁国人勿为泰甚者。石庵即是一证。

直到十七日，“四处搜杀满人”的行为仍在继续。不仅杀旗兵，杀满洲男子，即使老妪少女也不放过。例如，清吏宝英之家被抄，一门被杀，其女哭道：“我等固无罪，但恨先人虐待诸君耳。”然革命军不为所动，照杀不误。石庵听了这个故事，“惨然良久，大不为然”，当即投书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参谋部，云：“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若黄童白叟，幼妇老妪，必尽举而膏斧钺，则是残忍酷惨不亚满人入关之行。匪独伤天地之和，令外人知之亦足生种界之恶感。”窃谓石庵“旨在光复，不在报复”八个字，与孟子所说“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精神一脉相承；与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所说“用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境界后来居上。至于担心因滥杀而引致在鄂外国人生发“恶感”，尤为有见。

或谓，弱国无外交，窃谓不确。其实，弱国不仅有外交，且仅有外交。当革命爆发，不论清廷与革命党，在内战胜负之外，最萦怀抱的就是外国人如何反应。革命军攻下武昌，不缺钱，统计所得藩库、铜币局、官钱局各款，约四千万元，应付战事绰有余裕。革命军缺的，是一个外交保证，即各国不对革命进行军事干涉。这正是石庵担心因革命军滥杀旗人而见恶于外国的根本原因。革命军对此并不隔膜，经与外交界协商，驻汉口各国领事于十八日发表联合声明，谓，“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

但是，一纸确认“交战团”地位的声明并不能真正善后。善后之事，略分文武二端。武，须尽力抵挡清廷南下大军；文，则以安民（汉口为国际商会，中外人民俱须安抚）、传信为要。军政府向民众发布告示，辅以革命军维持治安，粗可安民。而向他省及首都传播革命成功的消息，则非媒体不办。显然，办一张报纸为当务之急。然而，军政府要办的事千头万绪，仓促何能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