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离婚未遂案（第2/3页）

即如弃妇一事，妇始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为妇堂下坐而妾居上，此岂知礼者所为乎？比至粤官，与夫人、如夫人绿轿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归，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为政如彼，民间安得不鼎沸？（赵烈文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记）

“大归”，即古曰出妻，今语离婚。不过，国藩记忆稍有问题，说抵粤第二日钱夫人就回上海，这肯定错了。然而，国藩消息灵通，说郭钱上海大婚当日，嵩焘的小妻（“老妾”）邹氏着“命服”，踞上座，要给新来的大妻一个下马威，让他印象深刻，应是实录。而抵粤上任，嵩焘不仅携带明媒正娶的夫人，还要捎上不宜外交的妾妇，招摇入署，完全无视当时当地的风俗礼节，则暴露了他的败德（“持躬如此”），以致无以服人（“为政如彼”即勒捐富户）。以此，未来嵩焘被左宗棠参了一本，巡抚免职，国藩一点儿都不同情。

若国藩所言属实，凭情而论，吾人读者大概也能理解何以钱氏过门后要大闹了。这位女士不是神经病，只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已。传统中国，妻与妾，与丈夫在身体上的亲近程度差不多（以频度论妾或过之），在名分与权利上却有巨大的差别。钱氏虽为空降继妻，仍是不折不扣的正妻，于情于理，俱不应接受与小妾平等的待遇。

还有证据。嵩焘的岳父钱宝琛，特别能克妻，他的三位夫人，分别是昆山陈世和的第三、第六、第八女，迭相谢世，当郭钱联姻，只剩下如夫人韩氏，即郭钱氏之母。而宝琛长子鼎铭，比嵩焘小六岁，则郭钱氏虽不一定年方少艾，但绝比嵩焘年轻许多，屈指可算了。那么，一个小姑娘家，受了不公平待遇，闹闹脾气，有必要说她“疯癫”吗？

更能做证的是俞大纲。其家与湘中巨族连有婚姻，其母后来在长沙见到了嵩焘死后才去湖南的钱夫人（已守活寡二十八年），观感是这样的：“年已老矣，严谨不苟言笑，贤妇人也，殊非先生所述近于疯痫者流。”言外之意，很难想象青年有精神障碍，再守近三十年寡的女人，到老能是“严谨不苟言笑”的“贤妇人”。大纲不信，大家也不信。而在长沙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说：“或云夫人以不见容于先生宠妾，忿而决绝。”闺门之内的事情固然隐秘，但在根本不保护隐私的时代，其实也是相对透明的。以此对照曾国藩所说婚礼之日“妇堂下坐而妾居上”，如出一口，历数十年不变。只能信其有。

至于钱夫人何以守寡，何以来湘，答案则在嵩焘的回忆录。钱夫人回上海后，嵩焘并未真正申明离婚，而是托朋友转达三条“约法”，倘若钱夫人能够遵守，则夫妻还可以做下去。第一条，既回娘家，且双方未行夫妻之礼，则“于义可以另嫁”，然若不另嫁人，“则是为我守义，我不可竟以无义处之”。第二条，“此女之顽悖，多自其母，必其母死，或少失所凭恃”；显然，这是歧视钱夫人的庶出身份，说来似合时宜，其实没有道理。第三条，“脾气是否能改”；你不接她回来吃饭，怎么知道脾气能不能改？

“郭三条”很快就扩散了。至少王闿运借此劝过嵩焘两次，一则云“若妇果至，必能相安，使老夫无妻而有妻，尤快事也”［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朔日记］，再则云“妇顺弥贞，深居思咎，默而自守，又已八年，两姓前諐，可以消矣”。闿运还拿这封信向嵩焘说合，据其日记，嵩焘的回答是，好。不但说好，还掏出另一封江南来信，说李鸿章建议，钱夫人若来，应先在湘绮楼（王宅）住下，经考察合格，再与嵩焘相见。只是，后来闿运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嵩焘对李、王如此热心撮合的评价是：“和尚劝间，奇事。今不惟劝间，又迎其妇居于庙中，奇之又奇也［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朔日记］。”最终，钱夫人也没有理会郭三条（嵩焘云朋友“皆不敢加保”），而是隔了二十八年来实践这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