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耻第二十九（第2/3页）

赵秉钧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这个临时现凑的正常内阁，人多非笑之，以为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内阁组成不久，赵就变了腔调，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过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污蔑说“革命流毒忽又剧作”，一再要求袁世凯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称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

民初，云南唐继尧与顾品珍争雄。顾品珍一度占上风，唐多次电催赵世铭第五旅反攻。赵世铭回电说：“世铭一生部下，两次师生，虽肝脑涂地，都不足以报知遇之恩。无如风雨连绵，道路泥泞，寸步维艰，奈何。”赵曾歌颂唐继尧说：“唐会泽之心思，岳鄂王之心思也；唐会泽之事业，岳鄂王之事业也。”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他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孟邹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此后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1928年，张静江任浙江主席后，住湖滨“来音小筑”。一天张和他的姻亲周觉言语冲突，相互拍案大骂：“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

《塘沽协定》后，黄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起秦桧，黄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陶希圣为人阴沉，善于察言观色。人们将其归入无行文人之列，说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

1932年初，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杨周熙（时在军政部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蒋交康泽审查，并考核作者。康泽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向蒋介石呈复，说杨投机。蒋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改为“复兴运动”，内容照旧。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虚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辞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召集各方势力会谈，以期尽快建立政权。日本授意王克敏和梁鸿志两人，借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而故意延宕汪伪政权的建成，故此王克敏每在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问题时，都与汪精卫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账。”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