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第二十二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魏源编《海国图志》，认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其时，无人采用其思想，书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日本学者为此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无望，每自嗟叹，说：“除非梦卜复求，此生殆无幸矣。”

袁世凯做官极重下情，他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其所作所为因此得海内外赞赏，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终没逃脱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辨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辨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第二天，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要推出一位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绝说：“谁同你们造反？”当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为都督时，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他说的话是：“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翎东用枪逼着他的脑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见革命大势已成才表示接受。后人称他是“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被人称为“筹安人六君子”。袁世凯称帝后，全国反对，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压力，也先后宣布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顾维钧12岁时，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唯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

陈诚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有一次，陈诚晚间访友，待到归来，已近天明，但他毫无睡意，乃索性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攻读，通宵达旦，便走向身边，问其姓名职务，陈诚毕恭毕敬作答，蒋大加赞：“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郑振铎介绍，李金发加入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此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见到当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丏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蒋介石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信写得很长，内容极力推重何。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