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第七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国及润芝宫保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被迫赋闲，回乡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威兼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他跟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的部属杨士骧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会谈时，张只跟杨士骧娓娓而谈，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杨士骧敏于应付，很为张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做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世凯闻听后，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杨士骧笑答：“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王闿运曾评论他两个根基最好的弟子，一个是廖登廷（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个是杨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犹能自立”，杨则“随风转移”。

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他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