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3/11页）

这种将领兵败被俘之后在两方都受到尊重的现象，在南北朝时并不少见。当时南北方都战事频繁，政权对于军人群体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北方比较典型的是西魏名将王思政，549年他率八千士兵守卫颍川城，遭到十余万东魏军队围攻，粮尽城破被俘。东魏权臣、丞相高澄（追谥文襄）对王思政极为尊敬，“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无挠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礼遇甚厚”[9]。后任命王思政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死后还“赠以本官，加兖州刺史”。其子王康留在西魏、北周境内，“思政陷后，诏以因水城陷，非战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袭爵太原公”；王思政长子王元逊亦随其一同被俘，其幼子王景在家乡亦被封为晋阳县侯。“康抗表固让，不许。”[10]可见北齐、北周对王思政的待遇比陈朝对吴明彻还要高。这表现了政权对称职军人的尊重。特别是西魏北周的统治阶层（所谓关陇贵族集团），这种“军人共同体”的色彩更为明显。

陈霸先集团“军人共同体”比较明显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555年底北齐军徐嗣徽、任约所部渡过长江进攻建康，与陈霸先军进行了激烈战事，两军都粮尽力竭被迫议和。齐军提出的条件是陈霸先需交一名侄子到北齐为人质。陈霸先子侄多已被北周俘获，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陈霸先亦不能坚持己见，只得宣布送侄子陈昙朗入齐。他对诸将说：“……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11]双方由此达成和议，齐军返回江北。次年齐军再次大举渡江进犯，被陈军击败。陈军拒绝释放俘获的齐将萧轨、东方老等，而陈昙朗也被北齐处死。在宣帝陈琐朝，吴明彻部全军覆没之后，陈朝一度面临亡国威胁，为了使举国上下团结振作，陈琐在建康郊外立坛，与朝臣、将领一起对天盟誓，次日，又“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12]。这种强调君臣一体、共御国难的仪式也比较少见，亦可看作陈政权“军人共同体”风格的体现。

第二节 宋、陈军人改立皇帝的选择

承平年代皇位继承有一整套基于儒家学说的规范：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继承人（太子），但有些情况下，皇帝也可指定其他皇子继位；先皇死去时如果少帝年龄尚幼，则由几名核心大臣辅政，保障少主长大和亲政。这套规范的早期模板是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到西汉时，霍光和王莽都扮演过这种辅佐少主的角色，并引发了不同的结局。但在战争威胁之下的南朝，这种规范的皇位过渡模式经常遭遇挑战。由于战争影响，南朝重臣往往是武人出身的将领，局势和职业风格使得这些武人将领另有一套选择皇帝的标准，他们更倾向于推举年长且有能力的人做皇帝，这一幕曾在南朝多次上演。

最早体现出南朝政治这一特征的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即位。宋开国皇帝刘裕死后，即位的少帝刘义符行为荒唐，导致朝政混乱，刘宋被北魏夺去河南地带即在此时。受刘裕遗命辅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决心更换皇帝。他们废黜并处死了刘义符，迎立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到建康即位。主持此次废立的四位辅政大臣中，檀道济是武人出身，一直在刘裕麾下征战。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并非武将，但都是长期追随刘裕的旧臣：徐羡之是刘裕亲家，多在刘裕出征时主持后方政务；傅亮、谢晦是士族文人，长期在刘裕幕府供职，以才干受提拔至重臣之位，所以他们都深受刘裕果敢风格影响，选择刘义隆为帝的标准是因为他聪颖有才干且较年长（十八岁）。[13]当时曾有人主张以十二岁的刘义恭为帝，遭到徐羡之等人拒绝。[14]显然他们更倾向推选年长的君主。而刘义隆开创“元嘉之治”的表现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