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欧亚研究》发刊词（第2/3页）

由此可见，内陆欧亚学是一门介于北方民族史、中亚史、北亚史、东北亚史、伊斯兰文化史、俄国史、亚洲史、欧洲史等诸学科领域之间的学问，其特殊的魅力和多彩的面貌，常常使研究者深感个人在科学面前的渺小——只有时时从邻近学科汲取营养，更新知识结构，永无止境地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才有可能不断推动这一学科的进步。知己知彼、兼通中外，则是内陆欧亚学对我国的研究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数千年来，内陆欧亚及其周边地区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欧亚草原东西相距虽然遥远，但其间并无艰险的自然屏障，因而这里所有的游牧民有很大的流动性。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史前时期操欧罗巴语诸部族的东迁，深刻地改变了我国西北地区的种族和文化面貌。此后，匈人、嚈哒人、阿瓦尔人等部族一批又一批地西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亚乃至欧洲的历史进程。而辽金时代源于我国东北辽河上游奚族故地的蒙古伯牙兀氏（Bayaut）远徙欧亚草原，定居于押亦水（Jayaq，即今乌拉尔河）与亦的里水（Etil，今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域，成为钦察突厥的一支，蒙古西征后又随蒙古军回到东方，其主要代表为元代朝中显赫的吐吐哈—床兀儿—燕帖木儿家族；发源于吐蕃的喇嘛教在明代为鞑靼接受之后，迅速散布到北起贝加尔湖的布里雅特蒙古，西及天山南北和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吐尔扈特（卡尔梅克）蒙古的广大地域；则是内陆欧亚内在联系的典型例证。

就我国历史而言，汉、唐、元、清时代中原政权在西域与大漠南北的活动，以及先后存在于中原与内陆欧亚邻接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都是我国文化、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我国12亿人民今日拥有的赖以为生的辽阔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我国同内陆欧亚的历史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内陆欧亚研究可以说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就保存着有关内陆欧亚最古老的记载。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为当时称雄大漠南北的游牧部族匈奴单独立传，以《大宛列传》介绍西域诸国的情况，还在一些人物传记，如卷119《李将军列传》、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生动地描述了中原与北方草原交往的历史。他按民族、地域描述欧亚内陆的框架体系，被许多史学家继承。后代史书中的《四夷传》、《东夷传》、《北狄传》、《西戎传》、《外国传》，连同浩如烟海的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杂史、笔记、游记、金石和方志中的有关部分，都是古代中国学者对内陆欧亚进行研究的出色记录。

满族兴起于内陆欧亚邻接地区——我国东北。随着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漠北、西北和西藏相继进入清帝国版图，又由于中俄之间产生的边界纠纷，当时已有学者开始致力于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以期了解边疆。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不断签订割地辱国的条约，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深感民族生存的危机，发展出一个与西方的“东方学”遥相呼应的分支——“西北舆地之学”，不妨认为是今日内陆欧亚学的滥觞。其代表人物有钱大昕、祁韵士、松筠、张穆、徐松、魏源和何秋涛等。他们治学严谨勤奋，眼界开阔，具有详前人之所未述的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我国内陆欧亚学的鼻祖。

值得一提的是，1887—1890年，洪钧受命出任清廷驻俄、德、荷、奥四国公使。他发现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多有可以补充中国史书、而不为我国学界所知者，于是著《元史译文证补》，使我国学者眼界大开。洪钧以后，我国学者向西方和日本学习，人才辈出，把我国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内陆欧亚研究的进步，使其面目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