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第2/2页）

而另一部分西方学者以汉文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如美国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 abi）的《明代出使内亚的两位使节》（注：“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1976年。）和他的陈诚西使记的英译（注：“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载《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83年秋。），美国女学者菲里西娅·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纪的中国使节在哈烈》。（注：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

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研究这一课题。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撒马尔罕地的有关记载的波斯文摘出，译为法文并加注释。在诠释时，他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开明代汉—波斯文献比较研究之先河，但他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张星烺利用张伯斯的译文与《明史·哈烈传》作过对比研究。（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但因不通穆斯林语言，其研究有欠深度。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不满意。他翻检《明史》，注意到《哈烈传》中提到沙哈鲁与驻守撒马尔罕的侄子哈里关系不睦，数构兵。成祖为此派出一名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国书致沙哈鲁，劝他与哈里修好。收录在《哈烈传》的这份明成祖国书长不过107字，前无抬头，后无署名，显然是一个节录本。撒马尔罕地也收录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两相对照，他发现这份明朝的波斯文诏敕，就是《明史·哈烈传》所收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不过波斯文本译本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当是全译本。邵先生的杰出论文《有明初叶与贴木儿帝国之关系》在汉文史料与波斯文献比较方面极为成功，指示了开拓这方面研究的新途径，有重要的意义。

大约是因为明史学界与西域研究学界交流较少的缘故，邵先生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很少见有国内外学者提及。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弗莱彻1968年出版的论文《中国与中亚，1368—1884》（注：Joseph F.Fle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载费正清主编：《中国人的国际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John King Fairban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68）。），对明与西域关系研究有重要的贡献，但也未利用邵循正先生的发现。可见即使是兼通多种文字的弗莱彻这样的大学者，仍难以从事有深度的汉—波斯文史料的对比考证工作。

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札海里1983年著《丝绸之路》一书（注：Aly Mazahere，La Route de la soie，Paris，1983.），将明成祖致沙哈鲁的两份国书和盖耶速丁的游记译为法文并加注释。作者虽然努力利用译成西方的汉文史料，但因不通汉语，未能借鉴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耿昇先生将此书译为汉文时，其亦未参考邵先生论文。（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28—30页。）从研究深度看，玛札海里稍逊于弗莱彻。其研究中有关盖耶速丁部分，因超出本文时间下限，留待今后讨论。

本文拟利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围绕陈诚出使前研究双方往来的事迹，以勾画陈诚出使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