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的来历（第2/2页）

四夷馆初设时，这所“亚洲研究院”中有八个馆，即今天意义上的系，它们分别是鞑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西番、西天两馆分别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缅甸分别教授云南及其境外缅甸文字，鞑靼、女真两馆教授北亚地区语言文字，而负责培养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人才的为回回、高昌两馆。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语的机构是回回馆。设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诸部、诸国打交道。至于初设四夷馆时回回馆的教师来源，史无明文。不过我们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译波斯文图书的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均为回回人判断，回回馆的教师有可能是一些当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文字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海答儿这些人或与之有关的人员。从习者既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则多应为汉人。今天保留下来的《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等以汉字注波斯语等“四夷语”音，也说明这一点。

回回馆除了负担教授回回语文（即波斯语）、编写教材和字书（即波—汉双语字典）之外，还要为明政府担任通事，翻译与西域诸部、诸国有关的外交公文，包括明政府出使西域的官方团所携带的国书，和西域诸国、诸部入明朝贡和事务往来时所呈交的番文国书、公文的汉译回、回译汉工作。保存在波斯文史籍《两颗福星之升起》中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应当就是刚成立不久的回回馆译员们的作品。

在遗留至今的回回馆文献中，有一批称为“回回馆来文”的波斯文—汉文双语对译“外交公文”，多是西域各地统治者向明朝进贡、讨封和求赏的表文。这些公文与上述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使用许多汉语词汇，说明它们的波斯文翻译工作都是在汉地本土完成的。明代汉地为官方承担波斯文教育、翻译工作的只有回回馆。当然这批“回回馆来文”与上引明成祖国书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语法正确，文笔流畅，表明了翻译者波斯文水平相当高，而“回回馆来文”语病严重，语法不通，多数是按汉语词序把波斯词一个一个往上堆砌，它们应当是明中期以后的回回馆译员的作品。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在研究回回馆时，收集了二十余篇“回回馆来文”（注：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1963年。），但他未注意这份白阿儿忻台所携往也里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随同白阿儿忻台回访明朝的沙哈鲁国王的使臣马哈麻所携波斯文国书，肯定也由回回馆译员译成了汉文，惜其汉译今已无存。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1411），明成祖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户部主事李暹、指挥蓝金哈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706页。关于与陈诚同行使西域诸人的考订，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李达、陈诚等人所护送归国的哈烈使臣，就是上面提到的与白阿儿忻台一同东行、携沙哈鲁国王国书入明的马哈麻·巴哈石。澄清白阿儿忻台的二次出使的经过，对深入研究陈诚出使西域是有重要意义的。

［原文载《中亚学刊》，第六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