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显与南海佛教之路（第2/2页）

法显归国后，回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共六部24卷。他还把自己在异域14年的经历写成《法显传》书，此书又有《佛国记》等其他名称。法显在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诸方面，如船舶、航海术、航线、东南亚及南亚海上贸易等，都有重要价值。法显63岁从长安启程时是十六国中的后秦人。他沿陆路从中国走到印度，由海上乘船返归故土，前后历时14年，游历了31国。义熙八年法显在东晋控制下的山东登陆回到中国。所以后人又称他为晋法显。

法显取海道归国开辟了南海佛教之路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往来于中国、南亚之间的僧人中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僧人首次从中国动身时，往往沿传统的陆路西行，但归国则常取海路。西凉僧人智俨曾赴克什米尔，与当地高僧觉贤一同从印度启航回中国，与法显一样在山东青州登陆。后来智俨又一次乘船赴天竺。（注：慧皎：《高僧传》卷2，第15页，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3，第20页。）同一时期还有幽州李勇，他也是沿陆路赴印度求学，后“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第19页。）高昌僧道普在印度随船舶回国，在青州登岸。（注：慧皎：《高僧传》卷2，见《高僧传合集》，第15页；卷3，第17页。）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僧人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对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尚不够了解。所以当他们启程赴西天时，首选的是传统的陆路。而当这些求法僧人到达印度之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中国与南亚之间已经有着相当频繁的海上交通时，往往舍陆路而求海道回国。这也是为什么南北朝时入华的外国僧侣中，有相当部分是泛海而来的原因。

与之不同的是许多域外僧人首次前往东方便循海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先至狮子国，然后由此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注：同上书，第24页。）甚至一些远居内陆的克什米尔僧人也弃陆路而求海路，前往东方。前面提到的高僧觉贤，就是在克什米尔遇到中国僧人智俨后，决定来华的。他们先行至交趾，再附海舶泛至山东。克什米尔王子求那拔摩先赴狮子国，从那里乘船到达爪哇岛，在那里传授佛法，名扬周邻，为刘宋僧人所知。宋文帝命交趾刺使泛舟至爪哇邀请，求那跋摩因此来华。（注：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第20—21页。）西天竺僧拘那陀罗（真谛），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取海道经狼牙修、扶南至南海郡（今广州）。后来他曾打算乘舟返回狼牙修国。（注：道宣：《续高僧传》卷1，见《高僧传合集》，第111页。）南天竺人菩提达磨亦从海路入华，后来被尊为禅宗之祖。除了印度佛僧以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东南亚僧人从海路入华，其中著名者有扶南人僧伽婆罗（僧养）、曼陀罗（宏弱）等（注：均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1，见《高僧传合集》，第106页。），这说明两汉以后，在中国与东南亚与印度的交通中，海路日见重要。

除了法显之外，赴西天求法的僧人中还有许多带来了印度文化的新知识。梁人慧皎的《高僧传》是记述东汉至梁初著名僧人事迹的传记集。僧人传记杂录著作在晋梁之际已经出现多部，如宝唱的《名僧录》等。慧皎在前人的基础上，收集群作，比其异同，写成《高僧传》，记载了许多天竺、东南亚各地来华的僧人和中国赴海外求学的和尚的事迹，受到各国研究佛教传播史的学者的重视，被公认为是研究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最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