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第3/4页）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逐渐成功地将这样一套观念强加给中国人，那就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下贱而可耻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除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应该尽量压抑、回避和谴责性爱。之所以说这套观念是被强加的，是因为大部分人并非由衷地接受这套观念——这套观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已。

对于这套禁欲主义的道学观念，既不敢表示反对，又不愿意接受和实行，那么出路何在？当然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虚伪——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几百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造成了人们普遍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

必要的张力

所谓“性张力”（sexual tension），是我尝试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张力原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存在于该物体内部的相互牵引之力。比如一根悬吊着重物或两端受拉的绳子内部就有张力。而在中国人的性心理方面，恰恰存在着与上述绳子内部类似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就一个个人的性心理而言，推而广之，亦可以就整个民族的性心理而言之也。

我提出性张力这一概念，意在为研究中国性文化史寻求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说一种新的分析思路。这类似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工作假说”。“工作假说”和客观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客观实际（或历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认识的对象，而只要有助于增进对此对象的理解，或能导致新的发现，就是一个有用的，或者说是成功的“工作假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长期存在着看起来是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多妻和重人欲的——这些都和上古的生殖崇拜一脉相承。特别值得揭示的是：中国人不仅重视生殖，同时也赞成并重视生殖功能以外的性欲，而且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才有如此源远流长而且高度发达的房中术。另一极则是礼教。礼教方式始于先秦，但是直到宋代以后才勃然兴盛，受到大力提倡，成为在理论上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规范，而且越来越带上明显的禁欲色彩。在上述两极的同时作用之下，就使得每个中国人从他（她）所处的文化氛围中，都感受到两种几乎相反的主张，于是就生活于性张力之中。

上古之时，先民刚从野蛮状态中进化而来，性张力几乎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性规范逐步确立，性张力也就开始产生。不过直到宋代以前，因人欲的一极一直很强而礼教的一极一直很弱，所以性张力并不强；自宋明大倡礼教之后，形成两极并强之势，遂使大部分中国人生活于很强的性张力之下。如何缓解这种性张力，以求得身心的平衡，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历史上的娼妓、色情文艺、礼教与虚伪等问题，都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新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所承受的性张力已经大为减弱，然而在文明社会中，性张力永远不会减弱为零。在性问题上，人类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美国人托马斯·库恩一本科学哲学名著的标题，不过那本书里当然是不谈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