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改革（第2/3页）

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人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人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人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人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人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须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权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专制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

重新集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晋王公大臣们。他们把改革当作自我表现、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却要由百姓们承担。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全社会承担。满族权贵们不去多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只会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正如梁启超在革命爆发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费取之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间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首，辗转衔接，捆载而致诸辇下矣。”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只会加剧社会裂痕，激化矛盾。

少数满人权贵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够保住祖先的千秋功业，留给子孙一个稳固的江山。但是，变革的序幕一旦启动，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它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愿了。改革很快脱离了满人权贵们预想的轨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加速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五光十色、汹涌澎湃的变革大剧，轰轰烈烈地上演，你要么顺应潮流，参与变革中去，要么被变革的浪潮吞没，成为历史。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族权贵们仍不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覆灭原因的时候，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段话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样很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