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惨案都是有原因的

投降的武卫将军费穆是尔朱荣的老朋友。尔朱荣年轻时，在洛阳当过一段时间的军官，两人当时就认识。如今久别重逢，两人都很高兴，促膝长谈起来。

谈着谈着，谈出问题来了。尔朱荣和费穆很快发泄起对朝政的不满，感叹起军队地位之低、待遇之差。这一切都缘于北魏的“文武分治”。

北魏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自孝文帝汉化以来，“文武分治”，文官序列开始压过武将序列。文官职权上涨，发展前途广阔；武将升转、调任不易。渐渐的，朝野重文轻武，文官轻视武将。大臣都拒绝调任武职。饱受欺压的官兵们则越来越不满。孝明帝元诩时期，朝廷采纳大臣张仲瑀的意见，规定军官不能担任重要官职，不能进入权力核心。消息传出，驻扎在洛阳城中的禁卫军官兵发动骚乱，将始作俑者张仲瑀打成重伤，将其弟张始均丢到火里活活烧死。其父征西将军张彝也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不治身亡。可见当时的文武矛盾激化到了何等地步。

更大的矛盾在北方边界地区酝酿。为防御北方强大的柔然势力，北魏在东起河北、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延袤两千余里的边境线上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和怀荒六大军镇，调兵遣将驻守，称为“六镇”。初期，北魏朝野非常重视六镇。六镇的将领都从北魏贵族豪强，甚至是宗室子弟中挑选；官兵也是鲜卑族的精壮。六镇将领被视为“国之肺腑”，升迁的机会多，随时可以返回首都当京官；士兵们被视为“国家精锐”，地位崇高，待遇优厚。女子们都以能嫁给六镇的边将和士兵为荣。大规模汉化后，国家崇文轻武，游戏规则变了。在疆场上的英勇斩杀不再被人称道，诗书礼乐和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成了游戏的核心规则。六镇的政治、军事地位不断降低。六镇在汉化改革过程中被“遗忘”了，同样是鲜卑人的官兵们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他们的升迁和待遇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同族、同僚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用指望升迁到内地去了。洛阳的贵族们将边将看作鄙夷的粗俗军人，傲慢得很。优厚待遇没有了，连吃穿都失去了保障，士兵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精壮的就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的只能砍伐山林、耕种田地，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许多士兵拖家带口，常年滞留边镇，生活艰难且没有希望，类似于流放。

几十年间，六镇官兵从天堂跌入了地狱、从光荣的国家栋梁变为了羞耻的监狱苦役。被背叛、被忽视的情绪和怨恨，迫切希望改善处境的思想，充斥在六镇之中，最终引发了六镇起义。尔朱荣从镇压起义起家，其间收编了许多起义的六镇官兵，后者逐渐成了尔朱荣部队的主力。此时，他们正恶狠狠地盯着洛阳城的达官显贵们。

攻击文武分治和文官集团，成了尔朱荣和费穆的共同话题。费穆不知是为了表忠心，还是发泄不满，给尔朱荣出了一个残忍的主意：“您的兵马不到万人，如今轻易长驱直入洛阳，既没有战胜之威，恐怕不能长久服众。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旦知道您的虚实，必然会产生轻侮之心。如果不‘大行诛罚’，树立亲信，恐怕等你北归之后洛阳就会发生变故。到时候，您就前功尽弃了。”费穆所说的百官“轻侮之心”指的是文官集团对军官们的轻视，尔朱荣久居军阵，自然感同身受。他对费穆的意见很认同。客观上，尔朱荣面对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胜利老觉得不踏实，对自身实力不自信。

于是，尔朱荣召集部将说：“洛阳人物繁盛，骄奢成性，不除掉他们恐怕难以控制。我想趁着百官出迎新皇帝之时，‘悉诛之’，如何？”尔朱荣已经把费穆的“大行诛罚”发展为“悉诛百官”了。部将慕容绍宗反对说：“我们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太后无道，失去了民心。主公以正义之师入洛阳，突然要诛杀百官，不是良策。”尔朱荣没有采纳慕容绍宗的意见，还是决心大开杀戒来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