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城科布伦茨是德国的母亲河摩泽尔河汇入莱茵河之地，她的圣卡斯特教堂前是一座立有石碑的新古典主义式喷泉。碑文记有庆贺拿破仑军团取道该城，远征俄国、推翻沙皇的情景。石碑上方题为：“科布伦茨长官于勒·多尔宠恭迎法皇。”下方题为：“科布伦茨已效命于俄军统帅。”第一段碑文题于1812年，而第二段碑文题于1813年。一块小小的石牌就浓缩了德意志的荣辱兴衰。

德国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央，欧洲大陆支脉的各大半岛和陆地同欧亚大陆毗邻相望。无论德意志人民是否承认，这个事实都是铁一样的存在：欧洲列强的兴衰决定了德意志的历史脉络和版图大小；而反过来，德意志命运的好与坏对这些国家同样生死攸关。这就是德意志的生存环境，这一生存环境自欧洲1000年历史演变而来。欧洲国家在战略与文化上彼此相互依存，这使得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欧洲体系的中心地位始终得以保全，但担任主宰欧洲命运的帝国之主的梦想却难以企及，因为德意志地区彼时必须一次次地任由那些崛起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主权并称雄欧洲的列强摆弄，在和平时充当棋子，在战争时沦为战场。德意志宪法始终在皇帝与领主争斗之间摇摆不定，导致其在设计和理念上更多地具有“欧洲味”，较少地具有“民族味”：纵观今天的欧洲版图，唯一发生变动的地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在经济与货币上的联盟，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质的飞跃——这一切不过是将中世纪的主题按照现代的、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实践。

本书追溯了德意志帝国的兴衰，涵盖从1870年普法战争起的立国，到1918年皇帝退位、大战失败与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它的缔造者，成功排挤了国土广大但政体落后的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从而一举改变了德意志在旧欧洲的历史地位。但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既定的权力平衡发起戏剧性的挑战。“欧洲失去一个小妾，转身来了一个老爷”，这是法国战败后在伦敦听到的抱怨声。彼时的英国首相、后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阁下曾在下议院的演说中指出，1871年爆发的德法间的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德意志革命”，是“一场比上世纪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的政治巨变，而不是一场更伟大的社会巨变。欧洲未来的秩序会是怎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传统外交秩序没有受到冲击……欧洲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欧洲权力的天平已完全被打破”。显而易见，在他的这番时局评论中暗含了对德国的警告。对于此番“善意”警告，这一代德国领导者肯定是注意到了，首先俾斯麦注意到了——这位被迫下野的“铁血宰相”尽力掩饰自己的英雄悲观主义——当然，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伯爵（Count Caprivi）也注意到了。而19世纪末的政治舞台已不再局限于欧洲。美国和日本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市场与资源、舰队与海上航线已经成为维持欧洲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元素，德国当然也不能缺席。对此，俾斯麦已不能再对德皇提出忠告。

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在战争中覆亡？真的像古希腊谚语所说的一样，傲慢必然招来克星吗？是不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必然会导致野心膨胀？还是德国痴迷于领土扩张，而她的政客们忽视了那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新德国的版图之大为旧欧洲秩序所不容，而德国实力尚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德国军国主义难道比法国沙文主义、沙俄扩张主义或英国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还要糟糕吗？也许历经几百年的失败与屈辱，德国的迅速崛起是其权力精英的历史与战略决策能力所措手不及的，因为他们所预测和感知的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而非世界的。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曾说过，德国人只关心他们所在的欧陆，而从来忽略欧陆外国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