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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1“九门八点一口钟”与“内九外七皇城四”是连在一起说的。过去京城夜间要关城门。关门前都要打“点”，点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用铜铸成，类似桃形，呈扁平状，中间隆起，边穿两孔，悬而击之，敲起来声音很响。关城前要敲三遍“点”，第一遍“点”敲过，关上一扇城门，敲第二遍“点”时，另一扇再关上一半，敲第三遍“点”，门关得只留一点儿缝隙。赶城的人从很远处就能听到打点的声音，这时都使足了劲儿奔跑，跑得气喘吁吁，有时跑慢一点就被关在城外进不了城，或关在城内出不了城。在拙著《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就有鄂凌英女士对打点的叙述。九个城门有八个城门关城时都是打“点”，唯独崇文门关城时敲钟。至于原因，因多涉故事传说，而无准确说解，此处不赘。

注32这里说的运粮河其实不是通惠河，而是萧太后河。

注33杉树树干砍去枝叶后制成的长而直的杆子。建筑施工时用于搭脚手架。

注34李先生是我去拜访白四先生之前，在楼里见到的除程先生之外的又一位老人，详见本篇下文“汉人的坟户”一节中的访谈者按。

注35宪度之即宪容，字度之，肃忠亲王善耆的第十九子。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

注36程老人之妻70岁，据白四说，她并不是架松村的人，这里说的当然是她听来的传说而已。按清朝的确有“选秀女”与“选宫女”之制，所有旗人之女出生之后都要入册，及岁之后需参加阅选，这是有一整套制度维系的，而不像程女士所说见女子便逮。将程妻的话原文附录于此，是因当地百姓有这种说法，是很有趣的现象。

注37滴滴涕(DDT)，是有效的杀虫剂。20世纪上半叶曾普遍用来驱灭蚊蝇。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滴滴涕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70年代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白先生这里所说的火绳，是用来蘸滴滴涕药水的，当时家庭多将这种饱蘸滴滴涕药水的火绳悬挂于室内以灭蚊蝇。

注38日本亡国的说法当然不准确，这里指的是日本投降。

注39全聚德，指的是全聚德烤鸭店。该烤鸭店的创始人确实姓杨，名寿山，字全仁，河北冀州市杨家寨人。十多岁进京谋生，1864年(同治三年)创建全聚德。杨寿山也确如李先生所说有三子，长子名杨庆长，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全聚德，三子在天津南市开了全聚德分店。

注40对于架松的包衣和坟户，橘玄雅先生在读过这篇口述之后，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兹引录于下：首先如口述中所说，“哈一党，夏一窝”，哈家和夏家都是肃王府里重要的包衣。先代肃亲王的侧福晋里，有不少是他们两家出的。如肃良亲王隆懃的三侧福晋哈佳氏，在宗人府《红名档》里写的就是“镶白旗包衣人，哈二保之女”。再往上，显密亲王丹臻有庶福晋夏佳氏(夏成格之女)，肃恪亲王华丰有侧福晋夏佳氏(三保之女)，她们应该都是王府包衣出身的，但是否是架松的，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关家，记录并不算多，有可能属于人口多但是并不太得势的。除去哈家和夏家外，我所了解的主要是佟家和唐家。佟家是架松包衣，其家的姑娘入府里伺候，被肃忠亲王收了房，后来请封了二侧福晋。这位二侧福晋是肃忠亲王一辈人里最后去世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葬在架松坟地的肃王府的人。至于唐家，也是架松的包衣。他们家与肃王府的管事处人事有关。1922年，肃忠亲王家眷大半随灵柩回京，这时期肃王府的“大管事”即由唐家出任。最开始，唐家只是坟上的普通包衣人，因其家里的姑娘被肃忠亲王的长子宪章收了房，而老王爷去世后，长子宪章袭了爵位，宪章之嫡福晋又早已病故，这位唐侧福晋的叔父便成了肃王府的“大管事”。结果，宪章与唐姓人不能服众，家内矛盾很大，以至于1925年时唐家便失了势，其后肃王府的后裔便逐步前往东北，北京肃王府的管事处便仅存虚名了。在日本东洋文库存有肃王府在昭和五年(1930年)时东北的一些财务记录，其中记有两位家臣，以嵩泰居首，傅宽居次，有专门给这两位的工资，并写嵩泰为“第一家臣”，应该即是当时东北肃王府的“大管事”。可惜这两位的姓氏并没有记录。个人推算，嵩泰和傅宽的年纪应该相当大，因为老人说过，傅宽是随着肃忠亲王在庚子护过驾的。肃忠亲王在1912年年初前往东北，数日后家眷便都随往，到肃忠亲王1922年病故于旅顺的10年间，北京的肃王府是一座“空府”。即便如此，依然需要人来打理、看守，于是管事处也随之分为东北和北京两部分。口述中提到的“哈奉迁”，大概是1912—1922年期间肃王府留京的大管事，二管事则是高姓。同时，在东北肃王府还有另外一套管事机构。因为“主子”们都在东北，所以留京的管事官大概都是“等而下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