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桂芳口述

时 间:2004年1月16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颐阳山水居周桂芳家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在前面刘子扬先生的口述中提到,通惠河自大通桥至通州之间设闸门五道,其中第四道叫花儿闸,周桂芳女士的祖上,就是从山东沿运河到花儿闸,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花儿闸的小金鱼,过去在京城中很是有名。不过从周女士的父亲一辈起,又离开花儿闸西迁,最终定居在海淀区西苑到颐和园之间那片水域,仍以养鱼捕鱼卖鱼为生,亦可知当时这一带有着何等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周家大概是本书的访谈者中最贫穷的一家了。尤其是在日军侵占北京时期。这篇口述重点讲述的问题有三:一是她这种穷人家孩子为生活所做的挣扎;二是日军占领时期疫病流行的状况;三则是她以及她所在的西苑街道1949年以后的经历。而尤以第一个问题讲述得最为生动具体。

周女士称自己是“男性”,她是非分明,性格中有一种饱经磨砺之后的刚强和粗豪,即使她一再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给人的感觉也只是拿得起放得下,而不是消沉。这在本书所有女性的口述中独树一帜。总之,在我为北京女性所做的大量口述中,无论她们属于哪个民族,都以爽朗泼辣能干者居多,而鲜见温柔婉约者,这确实不是因为我专好这样的女性而有意挑选的,而是很可能反映出了北京女人的某种共性。

高淑瑞(右一)与周桂芳(中)(定宜庄摄于2005年)

1.从朝阳到西苑

周桂芳(以下简称周):我是1936年生人。2月1号的生日,阳历。周岁六十七了。

定: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西苑的?

周:我什么时候住西苑?我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跟您说,原来,我的爷爷奶奶是朝阳的。我父亲他们都是北京,都是朝阳生的,(我父亲)16岁到西苑。我父亲1969年死的,是78岁,现在活着多大岁数了?他们祖上是山东的,根儿是山东的。我们是汉族。

定:你们家老根儿是山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的朝阳知道吗?

周:那我倒查不着了。我爷爷是打鱼那么过来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别人带过来的。过去不是有个什么道,就是拉河船知道吧?

定:不知道,您讲详细点。

周:水运道,运河啊,冬天要是冻冰,要运输不是得使人拉么,人拉,那叫河船。运输哪,运人哪,都是拉,拉纤似的,冬天那是。夏天就打鱼捞虾,到河床子捞螺蛳啊,捞鳝鱼啊,捞螃蟹啊,都是在运河,那会儿打鱼摸虾哪儿都去。我爷爷那会儿拉河船,从通县拉到建国门,往这拉过……

富强爸注194:这个我知道,就是拉纤,我也拉过。就这么一块板,底下两个沿儿,拴上绳。解放以后我还拉过烟草子。

周:反正您现在到朝阳,您要打听高碑店花儿闸,花儿闸找周家,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我们本家,姓周的都是我们本家。原来我父亲他们老哥儿们多呀,而且来的时候就是本家跟本家。因为那边都是坑啊,家家那会儿都是鱼坑,花儿闸嘛,花儿闸上边都是鱼坑,河西喽,河东喽。像我们没出五服的亲戚,西菜园子的,我们叫二爷,那会儿我父亲他们家就有二亩地,种庄稼干什么,不够就给他们打工去,扛活儿,就是给他们养金鱼去,都有棚啊,都是个人的,都是亲戚。都是那红金鱼啊,养啊,到时候就到北京卖金鱼。那会儿北京城卖金鱼的都是朝阳的,高碑店的。注195

定:都是养的小金鱼儿?

周:对,就是观赏的。那会儿的金鱼没现在的好看。就一个尾儿,很少有那个尾多的,最后发展起来龙井什么的,那会儿就是红金鱼。种类也不多,就是一种,黑的,红的。我父亲16岁就卖金鱼儿,到鼓楼啊,就“小啊小金鱼喂——”,吆喝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