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当铺刘”今昔 刘汝舟口述（第2/13页）

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

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

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

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

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

定：出版了吗？

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

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

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

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

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

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