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自己

[亚娴：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好像我父亲是20岁，我母亲才17岁，我母亲18岁就生我姐姐了。]

亚男：我1925年生人。我是老大，我下边一个弟弟也就五六岁吧，死了，那孩子特别聪明，特别好。我祖母死也跟这个弟弟死有关系，特别心疼，可能是犯了心脏病，就死了。还有一个妹妹四六风注211，也死了，所以蒋亚娴就跟我差6岁。再下头还有两个弟弟。

我们家4个孩子，我母亲不工作，就靠我父亲一人生活，反正就维持着，就是正常情况下月月儿不够花的。所以我们脑子里就没有上大学这弦儿。我父亲供我们4个全是中专毕业。就不错了。

我就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初中毕业考上北京市立女子职业学校，就在原来北海后门西边点儿，路北有一大庙，后来解放了，那学校由妇联接管了。我学的是高级商业科。它那初中全是什么刺绣哪缝纫哪，高中就是学商业会计，学统计，学打字，反正都是出来以后能有一技之长，能工作。北京市和平解放，我在市政府工作。公务员，算是和平解放的……

我到1943年就中专毕业了，那年还不到18岁。正好(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那儿招统计，我就考统计去了，一考考上了，这么着我和我父亲两个人一个单位，我父亲比我早去几个月，我是暑假以后考上了才去。我在统计科。工作半年(这单位)解散了，我们一同学就给我介绍到日本人的一个公司，去做出纳。那儿的日本人还都讲规矩，但是不管怎么着也觉得受压抑，精神上觉得受压抑。可是家里又等钱用啊，就得在那儿凑合着做吧。那时候北京有一份报纸，叫《华北新报》，那儿招考，我就考去了。在哪儿呀？在石驸马大街西口。就在石驸马大街路南的一个中学里边设考场，好多人报考呢，好多人哩。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我们这儿的会计室考上了三个，都是我们这岁数的。我到那儿就做出纳。大概有一年吧，可能整一年，就1945年了，日本一投降，就都完蛋了，国民党就来接收了，《华北新报》就改为《华北日报》，从石驸马大街就搬到王府井去了，就是《人民日报》旧址。

我在《华北日报》还是做出纳，干到1947年还是1948年我不记得了。因为离家远，(单位在)王府井，我住西四，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在教育局么，他就托人，北平市政府又成立一个新单位，叫作北京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它也需要统计人员，我父亲知道了就托人给我说，我就到这儿去了。到这儿以后1949年1月就解放了。

定：北京围城那时候你们是什么状态啊？

年轻时的蒋亚男(袁熹提供)

亚男：那时候打炮了也有点儿害怕，但实际上心里头对这解放还是希望的。因为你像我们小时候军阀混战时期，那都不懂事。等我上学以后，我上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儿七七事变，那我都有印象。我们住在受壁胡同一个里院，外院单有房，我跟我父亲早起来就听打炮了，怎么回事儿呀不知道，就站在院里就听，敢情那就是七七事变。我上中学整个儿是敌伪时期，敌伪时期以后跟着国民党又回来了，国民党那些个当官的没一个好的，那真是北京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就盼着解放，谁也不知道解放后什么样儿，但是也觉得换一个朝代，可能会好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