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参加“一二·九”以后

文：“一二·九”运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还在孔德，我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女一中那时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我们的校长叫孙荪荃注170，是个进步人士，因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变得非常出名，否则我也不一定会参加游行。

“一二·九”时我是交通员，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不上课。老师从小讲五四运动，讲自由平等博爱，我对这些东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个老师的妹妹不是共产党么，我说共产党那么好，我也找共产党去，所以我那样做很自然。后来我要离开家，我妈不让我走，说你走了以后，你爸爸回来要人，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时候叫抗战，我要抗战去。我妈非让我到我父亲那儿再走，我只好带着我大弟弟到我父亲那儿。我们俩人和另外好几个人一只船走的，就这样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亲就来找我了。他们国民党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马上就要上船开走。他就带着我和我弟弟，跟他们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发大水。我就跟他们商量，我不敢说别的，就说我要到南昌读书去，那时候不晓得国家会一下子沦亡。他不让我走，他说你还小，你一个女孩不能出去，那时候是1937年么，我16岁还不到。他说社会黑暗，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你懂什么意思么？就是推车子的、在船上干事的、开店的、衙门里的，都没有好人。他对旧社会认识很深刻。

我父亲用了各种办法。有一次喝酒以后就打我，但是我不怕，反正他也不会打死我。他还逼我结婚，我当然不干。以后我就想逃，但无法逃。后来中央军校准备往南去，开到了武昌，这回我可得了，我们同学会就在武昌，而且还都是我熟悉的人。有一天正好是我过生日，我爸爸去给我买大衣什么的，我一溜烟就逃了出来，什么都没拿。我父亲还真有本事，他居然能通过平津同学会打听到我的去处找到我，把我领到武昌一家不太大的旅馆。我就跟他谈判，我说：“你说过社会黑暗，我要是堕落了，我就不姓文。谢谢你把我抚养大。现在我就算是你朋友的女儿，再见。”最后他送给我一套军装，带马裤的那种军装，我拿了他三分钱，因为到汉口是要渡江的。我就那么走了，参加了“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注171。

我到湖北黄安后，团里派了两个红军来接我，一个连长，一个战士，帮我挑行李，把我送到七岭坪的红军训练班学习去了。毕业后有的到新四军了，我又被分配回武汉，到了13军服务团汤恩伯这儿注172，实际上这个服务团是归共产党领导的，团长叫赵石注173，原来是清华大学的。

徐州大会战注174我们失败以后，徐州被敌人占领了。占领之前突围，我们团长让我跟他们记者一道先走，我就跟着陆怡注175一道突围，陆怡是《新华日报》非常有名的大记者，后来被划成了右派。那时我们突围才有意思呢，5月18号嘛，敌人探照灯照，我和高紫瑜两人就在麦田里扒拉着，一点一点地匍匐前进，最后从禹城走到郑州。郑州有火车到开封，我就和我们13军服务团会面了。然后我又先走，回到了武汉。

我从走了再没有跟我父亲联系过，可是这次徐州突围以后，实在什么也没有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寄给我20块钱。这20块钱一到我手里啊，我记得我们团大家在一道，没有钱就用我这点钱。那时候的人真亲近，现在可不那么近，不那么好了。

到了武汉，我就碰到刘导生注176，他原来也是北大的，后来是北京市委副书记。本来我已经准备到延安了，因为我在红军学习班时的老师是方毅，他原名叫方敬吉，他那时候就在驻武汉办事处么。还有彭康呀、郑维三呀，都是我们红军学习班里的老师，我准备找他们去。结果刘导生说：“到后方去打游击吧。”我第二天就跟着他们走了。我坐火车到洛阳，从洛阳过黄河，跟浦安修的弟弟浦通修注177、现在的电影学院的申申——导演成荫的爱人——一道儿。我和申申当然熟了，她比我大一岁，我们俩太熟悉了，在电话里都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