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自己

胡：最后我们家里头老公公死了，我们也住不了那些房，再一个生活也有关系，一点儿一点儿地就都卖没了，那老房全没有了，就租房住了。

定：您公公不是做买卖吗，怎么没钱呢？

胡：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没接手啊，靠吃那底儿哪儿行啊？我刚才没跟你讲嘛，坐吃山空。我这个老头(指丈夫)也没哥哥也没弟弟，就他一个，也没开什么铺子，那会儿大买卖都有商会呀，各行都有商会，古玩商会，就在那儿做工作。他不是买卖(人)，他不懂，没学。他就是挨(在)那里头工作。也是家里有点底儿，后来又生下孩子又生下孩子，孩子越来越多，国家也变，这个打败了那个来了，那个打败了这个来了，那会儿也不是没钱，是家里孩子多，不能就指着一个人挣钱。亲戚朋友邻居就都商量，说咱们也参加工作吧，那么多人都参加工作了，咱们都是北京的，还甭说挣钱，咱们都脑子活泛，也敢出去，跟人见着面儿了也照样敢说话，你是谁都照样说话。不像农村的，胆小，没见过什么。国民党那时候多厉害啊，警察带着来参观去，照样跟他说话，一点儿不带发怵的。这个事应该怎么怎么办，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儿，都敢说。你外地农村来的他站都不敢站起来，我们就敢说。我1943年就参加工作了。

我参加工作做什么呢？文化程度又没那么高，高小毕业，初中没上么。就在后勤处，做军服的，给解放军。

定：那时候不是还没解放吗？

胡：没解放也有这个啊，原来给国民党做，解放了给共产党做。

定：我知道那个被服厂，原来是日本人开的，在禄米仓吧？

胡：一直就在禄米仓。我再跟你说，再早日本没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这一行，部队里头不穿衣服？就说被服这行，这是老行了，不管是日本，是蒋介石，是毛泽东，厂子都归国家管，我干的全都是正式的，没上那小厂子去过。国民党、日本也是那样对工人，我去的时候都给粮食，日本时候是给两袋面，国民党时候给48斤大米。我年轻时也有劲儿，老秤是16两(即1斤)，那一口袋48斤扛起就走。我离这厂子不远，就好像由这儿到路口那儿，一直扛到家。也能干也有劲儿。两三年是临时工，后来就给转正了，我年轻时的活儿特别好。

定：您是不是小的时候学过？

胡：没学过。我们小时候不让满世界疯跑去，挨家里头也做活，就绣花玩儿，也拿针，就会，天生来的就会。厂子里头有实验室，给官做活儿。解放以后朱德有一件呢子大衣还是我锁的眼儿，叫我：“你上实验室，有件朱德的大衣，你去给锁眼儿，你不锁谁也锁不出来。”我什么都不想，8小时工作，就解放军穿的裤子，男同志穿的裤子5个扣儿，我8小时钉500条裤子。

关淑清：我爸解放以后也参加工作了，在地科院，钓鱼台那边。他是电工。

胡：我们家的坟地在朝阳区的酒仙桥，他们老关家的坟地在德胜门外。1949年解放，1950、1951、1952年抗美援朝，北京就搞建设。抗美援朝跟我们直接有关系，我们是大后方，就发通告通知，挖坟地，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坟，报纸上都登，是你家的你来，国家给钱，也给你地方，你安排一下。那会儿我已经是正式工人了，一到礼拜天休息，就到朝阳门外看挖坟的去，我们那个厂子就是坟地改的，挖完了坟盖我们厂的宿舍。

定：你们厂的宿舍在哪儿？

胡：在呼家楼。第一批房子盖得了就分给我一套。从解放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40来岁，我是工人哪，他们就要我进革命委员会，我们住的是机关大院，全是宿舍，后来就改成居民委员会了。

我年轻的时候不传话，到现在我都没有传话的毛病，没有什么口舌是非。这人哪还是得从小，从小让他学什么，你给他什么印象，这都有关系。小孩在三四岁的时候记事特别牢，您琢磨琢磨。“文化大革命”谁家是地主，谁家挨过批，我自个儿知道，就死在心里头，再不跟另一个人去说。人家爱是什么是什么，你甭管，他犯大了有国家呢，犯小了与你也没关系，你别给人家去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