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尽管旗人女性无论在京师内城还是郊区，也无论在京师还是外省的八旗驻防地，或者东北三将军的统治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汉人和其他族群妇女的典型特征，但作为占据八旗总数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们的妻女，仍有着与生活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清朝覆亡之后，虽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但驻守于全国各地的旗人遭遇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到京旗，并没有如西安、杭州等处旗营那样遭受战火的屠戮，给他们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饷(也就是“铁杆庄稼”)被裁停之后生计的贫困之外，就是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写民族成分，并最终如“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书选取的7名满族旗人后裔中，除了从外省驻防城逃来京师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吴效兰女士一人报了满族，其余5名，虽然是最有旗人味儿的“姑奶奶”，却都报了汉族。作为汉军旗人后代的一对姐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汉族人，蒙古八旗的后代更是理所当然地回归到蒙古人中间。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族群认同问题添加某些材料，还尤其在于，它为北京旗人在民国年间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然而，即使他们将民族成分改成了汉族，但“姑奶奶”的特点在她们身上却仍清晰可见。这表现在她们由于生长在天子脚下，有见过世面的大气和见识，也表现在她们由于男人长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锤炼出的果断能干和坚忍。当然也有另一方面，在严格按旗划界的京城，她们的社会交往圈和婚姻圈具有相对封闭和狭小的特征，以及由于祖祖辈辈靠“铁杆庄稼”生活造成的贪图享受、讲求排场的毛病。凡此种种，在本书10篇11名妇女的口述中，有着具体的体现。而在这种种特点中尤为突出的还是她们的口才，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旗人妇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点，加上北京话生动、流利的表现力，作为以口述来表现的人群，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书中有6篇口述来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此次出版添加了诸多注释；还有4篇，采自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拙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需说明的是，这4篇访谈在体例上，与后来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访谈没有纳入我的问话，这虽然遗憾，却已很难弥补。至于标题、格式等，我都尽量做了改正，力求与后来的体例统一。访谈者按中有些是原来的，也有些做了补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说明。

考虑到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况，仅凭口述的说明很难明白，本书在每篇口述中都以手绘图的方式，将她们所住的地点和在京城的位置,以及她们活动的主要范围和街巷名称予以表述，以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这是本书所做的又一个尝试，因为这些图示将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闭、狭窄的特点体现无遗，是比用文字和语言都更直观也更生动的表达方式。需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手绘图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柏玉同学所绘,特此致谢!

我曾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为《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受到了书中一位被访者、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宗教局)原副主任张寿崇先生的批评，说这个名字太悲观、太消极，但刚刚说完此话不久，年近80岁的他就倏然仙逝。这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满族这个族名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已故的张寿崇老人和其他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