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行脚的常态 乐崇辉、刘玉梅口述

时 间：2015年8月19日

地 点：台北市大乘精舍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我多年以来为北京同仁堂乐家人做的访谈，已经于2014年收入《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一书并已出版，但今年又从我的合作者张海燕女士处，听到了台湾省的乐家后人乐觉心先生准备在北京重新开设同仁堂乐家老铺的消息，并且在8月份动身赴台之前，得到了乐觉心先生的联系方式。这是我此行得以在台湾探访乐崇辉先生和他全家的缘起。在此先要对海燕与觉心先生的安排道声感谢。

早在11年前，台湾“国史馆”就曾派人为乐崇辉先生做过访谈并出版《乐崇辉居士访谈录》，据访谈者之一侯坤宏先生的“访谈后记”，该项访谈从2004年2月19日开始，至翌年4月26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二十七次，每次约两小时。终成该书稿并得以出版，前后费时近十年。我细阅此书，颇有收获，也深深感到这样一个有深度、有价值的访谈成果，已为后来者所难以替代。而我之所以敢把我这场区区两小时的访谈发表出来，则是基于以下考虑：

台湾学者为乐老先生做的口述，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同仁堂，而是他作为居士，对台湾佛教文化的贡献。据侯坤宏的后记说：“作为北京同仁堂后代的乐崇辉先生，何以成为国史馆‘台湾佛教人物口述访问’的对象？这与他在台定居后，所从事的佛教文化事业有关，也与‘大乘精舍’的缘起有关。以‘大乘精舍’为基地，每月发行《慈云》杂志，出版佛教经书，大乘精舍提供了一个佛教交流的平台，以居士身份从事佛教文化事业40年，可以说是战后台湾佛教发展的奇迹之一。”(352页)已经把该访谈的宗旨谈得非常清楚。而我更关心的，则是同仁堂后人赴台的经历和定居台湾之后的命运，还有这个北京著名的中药铺在台湾的发展。这与台湾学者的访谈，是两个不同的主题。

在北京，公私合营以后的乐家，已经退出了同仁堂的管理，他们的子弟甚至已经完全与同仁堂脱离了关系。但台湾这支乐家后人，却始终与同仁堂这个老字号血脉相连，以至于他们在六十年之后，敢于站出来以同仁堂的传承者自居。而我也是在开始做同仁堂访谈多年以后，才得以直接从一位乐家人的口中，听到他对这个老药铺当年的传统、经营理念乃至炮制经验等一系列问题的讲述。然而即便如此，我对这次短暂而难得的访谈的定位，仍不拘泥于乐老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将重点放在台湾同仁堂的六十年发展经历上。这样做的原因，一则是同仁堂在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传奇。再则是我那天面对的，并不是乐老先生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刘玉梅女士、儿子乐觉心先生，还有乐觉心先生的妻子和女儿。读大学的小女儿是被长辈们特意叫来旁听的，因为他们认为她有必要了解同仁堂的历史。这一切遂使这场访谈，成为一场温馨的座谈，他们更愿意与我共享的，是他们一家与这个老药铺一起，在海峡那一边的故事。而刘女士作为亲历过这段历史的过来人，叙述尤为生动具体。尽管在乐崇辉的访谈和他的儿子觉心先生所撰《乐氏同仁堂——历史与演变》一书中，都称她为“乐刘玉梅”，但我还是按照当今北京人的习惯，直接称她的名字，而不在她的名字前加上夫姓“乐”字。

人类学家常说，口述史是“合作的历史”，它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在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书写的，不同身份的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产生的互动，结果会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我的这次访谈，与台湾学者明显的不同之处。我是以一名大陆历史学家的身份接触他们一家人的，而乐先生与我，彼此都因纯正的北京话(那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话)而立刻产生了亲切感，我在此前为乐家人包括他的侄子乐侠(即觉心先生的堂兄)所做的大量访谈，也使这场访谈可以省略太多的前缀而直接进入主题。这使我这场简短的访谈具有与《乐崇辉居士访谈录》颇不相同的角度。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所有的相关叙述，都还是过于简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