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抗日杀奸团简史(节选)（第4/5页）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尾声也有高潮。美军轰炸东京，一次投弹数量比日军轰炸重庆一年的还要多。以后又有两颗原子弹，再加上苏联在东北参战。结果日本投降了，全国一片欢腾，自发上街大游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大家见面握手，拥抱，跳跃。

在这欢庆之后，跟着就是一片空虚、失落的感觉。因为全心全意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标没有了。以后又干什么呢？抗团没有进一步的目标。

抗团的任务没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抗团向何处去？这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首先要做的是撤销界首联络站。孙若愚、钱宇年去平津。在平津沪三处营救仍关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联系失散的同志，并帮他们解决必要的问题。寻找叛徒。

1946年春孙若愚和杨国栋回到重庆。大家一起研究抗团的去向问题。这时戴笠乘飞机出事了，这对解决抗团去向开放了一条大路。因为他对抗团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这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测。会议结果，最终决定抗团解散。

解散的条件是：①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②为了解决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个。

只有孙若愚一人进了军统的名册。他是以学运任务在北平军统任职。

孙若愚一直照顾李振英的生活，因他在敌人监狱里得了精神病，不能工作。也照顾几位有困难的人生活。这两笔钱一直由孙若愚和杨国栋两人领取，其他抗团人员无人动用过。

后记

军统说抗团是他的外围组织，也有别人这样说。但我们有不同看法。

什么是外围组织？过去国民党另建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就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只是工作的环境不同，才分成内部与外围的关系。抗团到底是不是军统组建的呢？抗团内的确有过军统人员参加，而且在抗团担任过重要职务，但抗团又不是曾澈一人组建的，请看下面材料可以证明：

陈恭澍是军统的重要人员，在抗战初期担任军统的天津站站长，又代军统与上海抗团联络，他曾写过《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文所说的来证明。这书是1984年2月在台湾出版。登载在《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二期。

他说：“首先需要申明一点，有关‘抗日杀奸团’的产生与成长，在《戴雨农先生传》《戴雨农先生全集》都有大段记载，不过那只是衬托之作，尚不足以表达该团的基本精神，也没有突出该团精义之所在，像‘抗团为军统的外围运用机构’这种说法，我实在为‘抗团’叫屈。”

“……照道理，论实际，军统局为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抗日杀奸团’是青年爱国组织，属于民众团体，其相互关系之构成，是基于爱国青年分子需要国家抵御外侮之方针导向，而政府方面则在于增加一份抗战力量，此中并没有所谓的‘核心’与‘外围’之分，又何况这班青年学子既无名义——始终只是一名团员，也不受薪——活动上所用的全是家里给的点心钱，这与‘军统局’所运用的情报路线性质上完全不同，又怎么可以看得那样偏狭呢？……”

“……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将曾澈同志代劳了。就在二十六年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是怎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

“……孙大成(即孙若愚)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做了约定，其后就交由助理书记刘原琛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予的支援，只有每月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所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止，乞未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