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3/5页）

学生，到底还是小知识分子啊。

在后来的日子里，经过几年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为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向武备回忆起那次失败的伏击战，便想到：当时战士们叫我指导员，其实我不过是个学生，哪懂得什么行军作战。可是指挥战斗的那位李队长呢，对那次战斗处理得也十分不内行：战前不作动员，开枪后不冲锋，战斗结束后不查看战场，战后也不总结。不久，冀南一度此起彼伏的游击队活动沉寂下去了，那些苏家营式的小片儿根据地也不复存在。这是否和他们游击队那种无方的指挥有关呢？这成了向武备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

向武备走出白薯地，又迈进一块花生地。冀南多沙土，适宜种花生。而花生对于笨花人则永远是珍贵的。向武备一路上在漫地里觅食已经觅出些经验，他立刻又发现了遗忘在地里的零落的花生。他一粒一粒地捡起花生来，一会儿竟捡了一大把。他用手搓掉花生皮上的泥土，剥着花生皮贪婪地吃起来。花生对笨花人来说是稀有的零食，酷爱零食的向武备已经好久没吃过花生了。他算了算，上次吃花生是一个月前的事。那次伏击战，指导员向武备当众出了丑，可向武备也有处理问题出色的时候。一天，李队长提议，要向武备只带一名战士去和土匪谈判。当时的冀南地方武装和土匪并存，双方都在争夺地盘，争夺散落在地主手里的枪支，还争夺针对地主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和土匪之间就不断产生些矛盾，遇到矛盾时就要谈判“让路”的事，有时土匪让路，有时游击队也要让路。遇有谈判不下时，双方就有枪战。但游击队和土匪共同的敌人还是军警。

这天李队长突然对向武备说：“有个任务要我们去完成：一股土匪不让路，需要谈判，向指导员，你去吧。”

向武备知道，这股不让路的土匪是想插手一起分粮斗争。本来针对这个地主的分粮斗争是游击队计划内的事，并早已向当地群众做了布置。现在土匪要插手走在前边，这就打乱了游击队的计划。李队长说：“眼下我们是既不能让他们走在前面，也不能和他们一起干，否则我们也就变成了土匪。这就需要和他们谈判。怎么谈，就你一个人去，还不能带武器，只带一个助手。谈判地点是双方谈定的。”

向武备对这个谈判任务犯了踌躇，也许是上次的伏击战让他对自己失掉了信心。李队长看出了向武备的心思，给他鼓劲儿说：“现在就看你的了，你是学生，说话有口才；又是指导员，有原则，别人谁也代替不了你。你就大胆去，咱们是红军，他们是绿林。红的对绿的，红的硬绿的就软，你就放心去吧。咱们游击队就是地方红军。”

向武备去了，在联络点上他坐着炕沿等绿林。他想，绿林一定是些奓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不一会儿，几个绿林一齐拥了进来，但他们没有络腮胡子，只有一副副当地农民模样的冷峻面孔，这使向武备忽然觉得，这种普通面孔原来比那种络腮胡子更吓人。几个人进门后，为首的两个从腰里抽出驳壳枪，把枪往炕桌上一扔，下马威似的对向武备说：“来了个学生娃子呀！”向武备立即回答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学生，我是游击队代表，我代表的是广大贫苦百姓。”向武备一面说，一面拿眼睛盯着土匪扔在炕桌上的驳壳枪。土匪发现向武备在看枪，就说：“怎么，怕枪吗？”说着拿起驳壳枪，让枪在手里翻了个跟头，接着竟退出了枪里的子弹，并把子弹啪啪扔在桌上，意思是让向武备放下心来。面对少了子弹的两支空枪，向武备仍然有几分紧张：子弹能退出来，就还能顶上。他竭力控制着紧张的心情，还是想着自己应该说的话，他说：“枪倒不怕，因为谈判根本用不着这东西。”土匪说：“嗬，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游击队。长话短说，说说你们游击队的主张吧。”向武备说：“很简单，这回你们要让路才是。那个村的事是我们早就策划定下的，更改是不可能的。”土匪说：“那就一块儿干。”向武备说：“不行。斗争对象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挤在一条道上不可？以前我们也有‘让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讲讲交情吧。”向武备把话说得斩钉截铁，还故意带出些江湖气，但心里尚是没底。就在这时，那为首的土匪竟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了声“好”，然后他又从桌上拿起枪把子弹压好说：“好，这次我们听你们的，可下一回你们得听我们的。”说完居然还冲向武备作了个揖，又道了声“后会有期”，一个急转身就出了门。让向武备感到惊奇的是，临出门时，有一个土匪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拍在炕桌上，也不说话，追着领头的土匪走了。向武备和助手送完土匪，捏起炕桌上的花生吃着，不觉相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