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5/18页）

来华十年，赫德虽说对史籍旧章多有涉猎，可中国历史实在太悠久，戒石他见过，也知道来历，羊太守的拒腐传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但聪敏的赫德马上就明白了亲王的深意。1700年来，有几个熟读典籍的官员不知道这个出自《后汉书》的典故？他们却依然陷入贪渎的怪圈。

不能说大清的统治者们无所作为。前清时代，对官员的考察、监察、惩罚，沿袭了历代王朝的一整套制度，比如设立专职御史官，其职责就是弹劾贪渎官员，但这套监察制度是为专制君主量身定做的，人治色彩很浓，其效用受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影响较大。御史制度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来进行反腐，其调控官场的意味应该更浓。在统治集团日益腐化，政治腐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例外地会不断腐化，“专徇赃私，骄恣跋扈”，成为内部政争的工具。

或许，这个“几无一处衙署干净”的庞大帝国，就像未经处理的鲜鱼一样，早已糜烂腐败了。

为报答亲王的知遇之恩，赫德曾不止一次许下诺言，要在林林总总的衙门中，保证“海关税司一枝独清”。现在，亲王借鱼说事，敲打自己，一定情非得已。要知道，海关税收可是亲王最后的依靠。

赫德的表现没有让亲王失望。不和别的衙门比，就拿海关自身来说，由他管理的“洋关”（“新关”）比清政府官员主管的“常关”（“旧关”）要好太多。前者负责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工作效率高，不论是“洋员”或“华员”，都能清廉自守；后者管理国内民船贸易，则懒散草率，贪腐连连。

早在“新关”设立前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中国就建立了四大海关：粤海关（广东）、江海关（江苏）、闽海关（福建）、浙海关（浙江）。它们都是由清朝官员管理。由于管理散漫松弛，受贿纵私成风，走私漏税一直十分严重，清政府应入的关税被层层私吞。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梁绍南说：“近年以来绝少呈报（进口的白糖冰糖），其为偷漏，更属显然。此外如进口之洋参，出口之绸缎，皆属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用人唯亲则是公开的事实。以粤海关为例，作为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中最重要的海关，据旧《粤海关志》记载，嘉庆二十三年，钦派粤海关的一位监督，就将他的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巡役安插到粤海关下面的总巡口、黄埔口、江门口等各总口和小口担任各式要职。他们的薪水，由监督署办公费开支。这并不是个案，当时粤海关的监督都是这样做的。

当时，清政府征收的关税其实并不多，主要有两项：船钞和货税，而货税的税率极低。但是，粤海关的官员们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却多得惊人。例如，黄埔口就向过往船舶货物私收进港费、离港费、停泊费、粮道捐、分头、火耗、验舱、贴写、领牌等近70项，所得统统被上下官吏私分。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上奏称，粤海关各项陋规银两，“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对于这些陋规银两的征收，外国商人强烈不满，屡次要求清政府减免，但往往旧的规费被上级明令缴公，新的规费名目又现，至于其他私相授受的贿赂，更无法统计，总归是“瞒上不瞒下”。

于是海关就成为清廷最著名的肥缺，被中外商人指责为清代官员腐败的典型代表，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贪腐案件层出不穷，俨然是腐败的重灾区。为什么赫德一到任，就能“刷新关政”，杜绝舞弊，而常关却还是吃拿卡要，涛声依旧？赫德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点金之术，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