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第3/7页）

佛教在唐朝初期几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是845年后遭到了系统的迫害。皇帝没收因虔诚信徒捐赠寺庙而大量积累的土地的欲望促进了这些迫害活动。但根本原因是猜疑，甚至的确是反感，儒生们觉得，教导信徒放弃孔子认为是美好生活中心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的宗教是怪异的。9世纪遭迫害之后，中国的佛教只在比较低微的各行各业中流传。

但是佛教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儒家从佛教僧侣那里学会了通过类比和象征解释而读出古老经典的新含义。此外，他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发现的许多新含义涉及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问题，这是佛教僧侣第一次带给中国的。为求自保，道士选择通过向对手借鉴各种教义、修行组织机构和学校教育制度与佛教斗争。所以即使在官方失败了，佛教仍然留下了大量遗产——后世中国画家使用来自佛教艺术的具象主义和叙事技法，以便描绘世俗和儒家事物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古典学术的精细和哲学抽象的具象主义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全面发展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期之后才到来，但是新儒学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宋朝早期统治者提倡他们认为是真正中国的任何事物，有意地反对被认为是外来的任何事物，这种政策保证了新儒学在官方的胜利。缙绅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与这种文化政策相辅相成。与西亚和欧洲更激烈动荡的发展相比，这些因素的融合赋予中国突出的大一统特点。

为中国稳定做出贡献的另一个因素是选拔天才个人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这变成了进入政府机构的正常途径。候选人必须在笔试中证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那些取得最好成绩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并且能指望被擢升到政府最高职位。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儒生需要多年的学习，所以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每个人自然具有儒家经典包含的相同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中华帝国的官员变成高度同质的集团，他们的录用方式保证了他们较高的能力。

出身寒微不是走向仕途不可逾越的障碍。聪明的男孩，即使出身非常贫寒的家庭，有时也能进入官员之列。偶然地，整个村庄供养一名考生准备考试，一旦考生中榜，村里就有了一个高官保护者，所有有关开支就似乎都被认为是值得的。实际效果是确保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官职带来财富和地位；但即使是最富有家庭的子弟也必须考取功名，方能确保其社会地位，有效地保护继承下来的财富。在那些不得不服从它的人眼里，科举取士的方法也许有助于官僚权威的合法化，因为发号施令者的权力是由本人赢得的。

印度

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对中国发起军事挑战。虽然双方在中亚发生过冲突，751年（怛罗斯战役）唐军战败，一些遥远的绿洲丧失给穆斯林武士，但是这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此后10年里，更接近本土的灾难使唐帝国的权力瓦解；不久，维吾尔族摩尼教徒变成了穆斯林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却要暴露得多。到751年，穆斯林已经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区，不久还攫取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此后穆罕默德的信徒把印度与以前在文化上依附自己的东南亚隔离开来，至少在理论上，穆罕默德的信徒认为，印度教徒是可恶的偶像崇拜者。

印度种姓制度以及这种社会制度必然带来的政治、军事弱点，意味着印度教徒不能用武力击退穆斯林。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和平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穆斯林视为侮辱性的印度教传统。一方面，一批印度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总结《奥义书》的知识传统。这使学者有效地反驳穆斯林对印度教偶像崇拜传统的指责，他们解释说，只要被正确地理解，所有仪式都有助于穷人服膺纯洁的、卓越的神学一神论。由商羯罗（788～850年）创立的哲学体系成为后世印度教的标准。商羯罗证明，即使最粗陋的传统宗教活动也是正当的，他声称它们鼓励卑微的知识分子达到隐藏在每种感觉经验之后的绝对知识。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甚至准备争辩说，穆斯林的仪式即使对那些不能够比穆罕默德更深刻地洞悉真理的人也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