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第4/5页）

这种后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还远不清楚。这位圣人的确自认为是失败，因为他周游列国却从未被征召重用；他相信只有通过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受过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自己一直向往在相互竞争的国家林立的时代被授予官职、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相比，孔子通过他的信徒统治中国，不仅时间更长，而且意义更深远和重要。

对孔子来说，甚至他最终的成功都显得荒谬，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增添任何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颖的，这是事实。因为孔子以最深刻的怀旧情绪向往西周时代，甚至怀念商朝、夏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觉得那时是好时代，因为天与地的关系和谐。这种历史观为孔子思索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静的、不系统的、中庸的。他说，一个智者应当在所有正常情况和生活遭遇中追求道德，尽可能地了解并遵守古代的礼仪。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都应当是仁慈的、明智的、勇敢的。他应当尊重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期望与等级低下的人区别开来。当被授予官职时，他应当随时准备贤明地治理，但是不要因为偏离君子准则而贬低自己，孔子为了适当地获得权力而阐明、描述了这些君子准则。这种权力与品德不相容，而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品德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孔子公开拒绝探讨神灵问题。他从未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或魔力，但是当人世处于如此混乱和动荡的境地时，他更喜欢直接关注事物的人类一面，而拒绝把“天”和祖先神灵的神秘作为适当的审视目标。学习古代君子曾经处理与“天”和祖先关系的传统礼仪，比徒劳地探讨神性或神力更好！

孔子的弟子记录了他的言论，并把它们流传给后世，也许作了编辑加工，作为他们尊敬导师智慧的表现。传统上把后来中国学术的《五经》的编订归功于孔子，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凭空想象。但是把传统中国著作编成五部经典的做法对后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学习这些经典变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熟练地从其中任何一部经典中引经据典，以纯正、古典风格使用书面语言就成了中国绅士的标志。刻苦钻研有限的几部经典著作（当然包括诸如汇集了孔子言论的《论语》），赋予后世中国人共同的根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核心，这个核心成为中国文明的黏合剂。

孔子强调的“克己复礼”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在孔子设想的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人类激情的深度和大自然的神秘没有任何地位。其他密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这是一种以多少有些神秘知识为中心创立的、不太清楚的传统。道家强调神奇的魅力和被认为能给予健康长寿的仪式，以及超越人类和大自然的其他非凡的力量，即翱翔于天空的能力。后来，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道家达到了类似于宗教的定义。但是在孔子时代，道家显得更像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或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巫医，而不像希腊的哲学家或印度的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