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第2/4页）

1948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初步成功，市民开始相信国民政府，进入银行兑换“金圆券”

当时为了运走这批黄金，蒋介石确实也费尽了心机：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在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处理相关公文的所有程序，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后的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办理，“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但即便如此严防死守，当时的《字林西报》还是马上刊登了英国记者乔治·维恩的报道：“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维恩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当时《字林西报》的办公楼，就在上海外滩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整个运送黄金的过程，乔治都看得一清二楚。联系到国民党当时在淮海战役上的颓势，他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第三天，《申报》转发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一公布，整个上海的金融市场立刻陷入了大恐慌。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的“金圆券”在短短半年里已贬值为原来的五百分之一，政府已经把黄金偷运走了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老百姓的挤兑狂潮。1948年12月24日，上海等待挤进银行的市民情绪失控，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7死50伤，造成轰动一时的“黄金挤兑惨案”。

于是，在乔治·维恩发布消息后，官方立刻“辟谣”，并对这名英国记者施行逮捕，并且迅速审判判处死刑。还好乔治的夫人通过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使乔治侥幸逃过一死。

但纸包不住火，国民政府偷运黄金去台湾一事，其实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金圆券”由此开始了一路狂泻的行情：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1949年1月，1000元“金圆券”才能换到1块银元；1949年4月，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1949年6月，5亿元“金圆券”才只能兑换1块银元。

政府信用垮台，上海市民开始疯狂挤兑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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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偷运黄金的过程中，有没有人试图阻止？

答案是有的。

黄金是整个国家的财产，蒋介石要运走黄金，也得“合法”才行。为此，蒋介石当时想出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国库剩余黄金。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在蒋介石派人施压后，他很快转为默许。

接下来反对的人叫刘攻芸。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人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央行总裁俞鸿钧也随即去职，接替总裁位置的是刘攻芸。

刘攻芸当时是不赞成运出黄金的，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但蒋介石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和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再加上俞鸿钧在一旁极力劝说，最终说服了刘攻芸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

但因为刘攻芸在这件事上“拖拖拉拉”，由此失宠于蒋介石，最终只能去了新加坡养老。

付诸实际行动的，是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当时，黄竞武已被发展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安排，黄竞武一方面监视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并策反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弃暗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