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2/30页）

人员的分等分类是个行政问题，服饰分类的基础则是服饰差异，讨论冠服的分等分类，就是讨论如何利用和制造差异。服饰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或如何被制造的呢？那就有很不相同的情况了。因生活方式和环境变迁，各种冠服会“自然”生发出来，从而呈现出特异性来。比如南方人戴斗笠，北方人戴皮帽，诸如此类。由此就形成了“自然差异”。这里所谓“自然”，是就其还没有基于等级需要而被王朝编排改造而言的。在生活与工作中，又能看到校服、军服、警服、各色工作服之别，及邮电、工商、城管等部门的制服之别，诸如此类。不止中国如此，不同职业穿着不同服装的做法，在各社会各时代是普遍存在的(5)。传统中国的特点，在于对职业服饰王朝经常用法令去规定。此种类型的人为差异，可以叫“职事差异”。你还可能拥有很多种服装，穿哪样因活动的场合与规格而异：隆重的典礼上穿高档礼服，家居场合穿休闲装。妆束打扮依活动场合、依典礼规格而异，姑称“场合差异”。还有一种情况：军人穿着同样风格的军服，但以肩章、领章等徽章区分军衔高下。在同一服装上，进一步利用服饰元素区分尊卑，可名之为“级别差异”。

服饰差异当然还有很多种，服饰社会学的研究者已有系统阐述了(6)。但我们不想照搬服饰社会学的概念。上文所揭差异，是我们量体裁衣，针对这里的特定研究对象而专门设计的。服饰研究者也曾讨论过制服的标志与象征作用，但没把“职事差异”和“级别差异”二者区分开来(7)；然而面对中国冠服时，这却是个有意义的区别。设计得当的概念是锐利的分析工具，将为阐释剖析提供重大便利。

围绕不同差异，可以形成不同的分类分等。基于“自然差异”，就会有“自然分类”；基于“职事差异”，就会有“职事分类”；寻求“场合差异”，可能形成“场合分等”；寻求级别差异，可能形成“级别分等”。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职事差异”也可能形成分等制度，即若某职事高于或低于某职事，则某职事的服饰高于或低于某职事的服饰。如汉初商人不得衣丝(8)，晋朝市侩一足黑履、一足白履(9)，日本的“非人”不得束发(10)，印度不同种姓各有不同衣饰和着装方式(11)。而“场合差异”也可能只是“分类”而已，各场合所使用的不同服装，不被认为有尊卑高下之别。比方说，不一定婚服高于丧服。我们之所以使用“职事分类”和“场合分等”，是基于周秦汉唐冠服体制的实际发展线索的考虑。

在同一个冠服体制中，几种差异往往是同时被利用的，但其重心落在了哪种分类或分等上，却不相同。所谓“重心”，是就官僚队伍的主体而言的，这个主体就是品官。品官之外还有各种杂色人等，他们人数众多、且各有其服，但其杂服并不构成王朝冠服体制的主体。“重心”和“主体”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品官冠服和杂色人员的杂服，其变迁趋势很不一样，二者应加区分。

那么本章思路是这样的：面向官僚队伍的主体，观察历代冠服主要依据或重点突出了哪些差异，用什么方式去表现那种差异，进而探讨其用意、效果和原因。这种分析方法与单纯服饰史的研究不同，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可以说是“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即，旁置了冠服的实际外观或服饰元素的物理形态，而只考虑各种冠服及元素的排列样式，以及它们被叙述的样式，由此分析冠服的分等分类及其变化。后文的讨论，将围绕周朝、汉朝和魏晋几个时段，而陆续展开。

二　周代冠服体制：自然分类与级别分等

首先来看周朝的情况。夏商周属早期国家阶段。经夏商而入周，典章大备而文物灿然，冠服体制也略具形态了。“衣冠”，成了这个“礼乐之邦”的重要标志。赵武灵王打算“胡服骑射”，随即就遭遇了“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的抵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