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第4/13页）

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进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和社会地位上，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阶层》一书中，科尔曼和雷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基础上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他们还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剩下那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术（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雷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斯莫尔学院⑥，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瞠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可遗憾的是，知识、学习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称说“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轻而易举使一个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