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第3/4页）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实本性，已经为时过晚了，这就好比是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白费唇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在极度痛苦中决定民族命运的黑暗力量。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统治着世界。有些人则认为人类只推崇一个东西：专横的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或许能在这二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法国大革命是所有社会学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性建起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但他们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被那些他们原本想给予荣誉的一帮人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消逝，新至善论的无知信徒变成了国家命运的有争议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憎恨基督教的种种象征。他们在往昔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深重的灾难，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愤怒不已；一嗅到香火的气味，就会勾起早已忘却的狂怒，致使脸色发白。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着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之举，却是革命心理的特点之一。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国民政府的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取消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将一年划分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休息日。接着，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

但这段时间并不长。

在空荡荡的雅各宾俱乐部里，无论如何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空的主张还是得不到大多数公民的认可。他们连两个星期都没忍耐得了。旧神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神呢？

结果，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切形象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恰到好处地穿上古希腊服装，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位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非常隆重地送到了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一个早已为旧信仰的追随者所抛弃的地方。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充分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那些灵魂受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销声匿迹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手匆匆地隐藏了起来。自由女神的塑像占据了她的位置。这是一位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意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结束。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的新鲜事。在唱诗班的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顶棚，它们象征着“哲学的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膜拜时，“哲学的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一刻。

但“最后一刻”不到6个月就到来了。

公元1794年5月7日上午，法国民众被正式告知：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一条信仰。6月8日，新的至高无上的神（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造就出来的）正式向企盼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