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如何研究经济史（第3/6页）

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四

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

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

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

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