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第2/6页）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