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儒学的困境（第2/2页）

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下，儒学在尽其可能地吸收西学的成分，最典型的如康有为，甚至将春秋中的“三世说”和君主立宪相结合，试图用基督教教会的方式而使儒家成为国教，如此等等。

但是，儒家的独尊地位最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儒学内部的批评力量越来越尖锐，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公开对儒家的支柱性体制“名教”和“礼教”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康有为等人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客观上正如他的反对者所说，导致了人们对于经典的普遍的不信任。

特别是晚清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改革，日益侵蚀着儒家思想的价值空间。以西方知识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制度的确立取代了科举制度，大众传播的出现使知识的传授和接受更加受极端性的观念所左右，特别是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儒家的“亲亲尊尊”观念被平等和自由所取代。这种变化使儒家思想不再成为确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它也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而成为无根的“游魂”。

（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