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到底玄不玄

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由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和《庄子》三书为“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为了解释名教和自然之间的内在紧张，名士们便利用对于《老子》《庄子》和《周易》的重新解释，并结合佛教中空、无的观念，将问题集中到有无本末之争上。因此“贵无”、“崇有”及“言不尽意”等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构成了当时思想的基本主题。

名教和自然

名教指的是儒家的一整套教化制度，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选举制度。就选拔官员的察举制度而言，由于是以一个人的社会声誉来选拔官员和推行教化，所以这种制度的极端化就是追求名誉。现代学者汤用彤在其《魏晋玄学论稿》中说：“溯自汉代取士大夫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士风亦竟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追求名誉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当名声成为升迁的重要砝码的时候，便导致士人为追求仕进而虚伪地表现自己了。因此，才有曹操在他所发布的“求才令”中明确提出德行和能力之间并非一种对应关系。

政治理念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随着“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的推出，人物品评的标准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唯才是举”并没有否定道德的重要性，魏晋时期许多问题的纠集处便在于道德和能力关系的协调。如“才性”、“名教和自然”等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如当时品评人物的代表性著作《人物志·材理》中，就提出“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这就是说举荐人才看重的是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道德品行。

对于才性问题，当时主要有四种观念，这四种观念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很了解，主要有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我们知道儒家强调“内圣外王”，主张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和事功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下，人的才能和品行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的怀疑，并从中可以找寻到当时政治派别之间的分别的线索，大致说来，曹魏一系的人主张才性异和才性离，而司马系的人则因为比较保守的立场则主张才性同和才性合。

据说当时的名士钟会写了一本《四本论》的书，讨论才性问题的四种观点，写成之后想让嵇康看一看，但是在嵇康家门口徘徊了很久也不敢送进去，最后走的时候往后一抛了事。很多人都在分析钟会为什么如此犹豫，有人认为是因为政治派系的不同，有人提出是因为钟会对自己的作品信心不足。但恐怕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嵇康他们有更尖锐和激励的言辞，而且问题的核心也已经转变为名教和自然的关系。

嵇康是竹林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才情和风度都使他成为当时名士的典范。嵇康之愤世嫉俗的原因也是多重的。首先他作为曹操的孙女婿，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都会被归入曹魏系而被司马家族视为对立面。更重要的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他，目睹道德之成为政治斗争和清除异己的工具，进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潮流的口号。

嵇康认为人应该活得自然洒脱，不掩饰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而社会上的种种礼仪规范，往往成为小人媚俗获利的手段。所以他们往往借礼仪之名，为自己的生存技巧和善于伪装而自鸣得意。所以他提出古代淳朴的圣人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建立在名分和利益追寻为核心的贪心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