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乾坤逆转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36]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37]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38]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