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与鲁迅等人几乎完全一致。胡适早年在国民性问题上也深受梁启超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说》。”所以青年时代他谈到国民性时,其语调与梁启超、鲁迅并无二致。他说,“无论帝制也罢,共和也罢,没有这个必须的先决条件,都不能救中国。”

然而,胡适很快意识到“国民性决定论”存在重大问题: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允许触碰汽车。问题是,如果不先上车,怎么能学会开车呢?从晚清开始,执政者就一再以“没驾照”为由,拒绝民众登上民主政治这辆新式汽车:慈禧以民智未开为由拖延立宪,袁世凯以民心思旧为由恢复帝制,吴佩孚更说,因为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所以中国只能沿用老路,继续独裁。随着对制度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深入,胡适的思路发生了转折。他开始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制度先行”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性”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相反,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才可能训练出合格的新国民。

胡适认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为民主政治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启蒙和教育的过程。这种启蒙和教育,比单纯的宣传更有效。就好比跳进水里学习,比坐在岸上读游泳手册有效得多;坐上汽车操作,也比背下整本《汽车结构与原理》有用得多。胡适说,“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他说:“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他还说:“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

这一思路转变,显然与他长期的欧美生活经验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胡适回忆他对美国政治运作的感受时说:“我在1912和1916两年,曾去参观美国的选举。我到了投票场,讨得了选票的‘样张’,见了上面的许多姓名和种种党徽,我几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样票去问在场的选民,请他们教我。”胡适故意选了几个看起来“素质不高”的人:“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胡适说:“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调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得多。”

因此胡适称民主为一种“幼稚园政治”,说民主政治“没有多大玄妙”,不过是如同学下棋一样,教人们遵守民主规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因此,民主政治并不见得要把每个人都训练合格后开始:“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针对那些倾向专制的独夫民贼拿“国民性”为借口拖延中国的民主进程,胡适说,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拒绝实行民主,那么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