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过,时间毕竟过去了一代,民国初年中国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与晚清都大大不同。鲁迅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有一个重大发展,那就是“文化决裂论”。

梁启超也注意到了国民性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国民性改造,需要中国文化的更新换代。不过,因为成长背景的原因,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的感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分,可以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设计中的“变革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决裂论者。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刻。呼吸过外面新鲜空气之后,这些留学生普遍认为阴暗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落后两千年,现在已经完全过时、腐败、无法继续利用。钱玄同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怨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瓤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来自于可怕的“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过滤性病毒:“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们宣称,只有彻底毁灭这种文化,中国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陈独秀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剂药方,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